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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
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当毛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身边的工作人员正不知道怎样来减轻毛泽东——他们敬爱的领袖和长者——心中的悲痛，这时，他平静地对他们说：“唉，战争嘛，总会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人们不难从这里看到，毛泽东是怎样要求自己及子女、亲友的。
建国之初，家乡的亲友纷纷找他要工作要地位，但统统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和严厉批评。就是有恩于他的文家表兄文运昌也不例外。有一次，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随信开列了14个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看后，说：“我不管其他领导人是不是有这样作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在奋斗。”
是不是还有人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些人把李纳推到了解放军报总编辑的位置上？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马上让她退下来，并且严厉地批评她：你有什么资格做军报的总编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从他在张思德牺牲后为纪念这位普通战士发表的一篇普通讲话（当然现在早已不是“普通”的讲话，而是检验真假革命者、真假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中，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都放进了“我们这个队伍”，因此，他要求自己和子女、亲友都无例外地做到“完全、彻底”，做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一生都这样说、这样做。
吃小亏占大便宜
关于刘少奇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广泛的批判，所以文革后刘家一些人纷纷出来进行澄清。这里我就以文革后他们所做的“澄清”为依据，谈一谈我的一点管见。
下面先摘引二段他们的解释文字：
其一：
1967年初，源源（指刘少奇之子刘源——本文作者注）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上都在批判爸爸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是市侩庸人哲学。我过去听爸爸讲过，当时认为讲得很好，很受鼓励。听现在的批判，也觉得有道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哪里不对头。”少奇埋头吃饭，并没有看一眼孩子们。一会儿，缓缓地说道：“针对怕吃苦、怕吃亏，好占人家小便宜，我讲过几次，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之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北京青年报，2000.10.16.第24版）
其二：
......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常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利益，反而不会满足个人愿望，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个人问题反而解决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之王光英：“真理的光焰永不熄灭”。北京青年报，2000.10.20.第24版）
我之所以要特别引用上面二段文字，第一因为这是刘家人自己所作的解释，自然是最权威不过的了；第二因为这是文革后20多年进行的解释，自然是经过反反复复、深思熟虑的解释了。在大家看完了上面二段文字后，恐怕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因为不管如何地兜圈子，刘少奇始终没有跳出“吃亏”“占便宜”的思维方法，而且最后总是落脚在“不吃亏”、“占便宜”上。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毛泽东是怎样讲的吧。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教导每一个革命者：“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在《纪念白求恩》里，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学习：“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了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一个真正能够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并且还先后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张思德、白求恩、刘子丹、刘胡兰、雷锋等。正是在他的思想和榜样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一度成为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和希望。
邓小平有一句为大家熟知的话，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个“猫论”是最典型不过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如果只是表现在一个普通百姓身上，自然只会产生有限的一点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实用主义表现在一个领导人身上，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猫论”十分形象地反映出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办事原则。在文革中当他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他“韬光养晦”，用发誓“永不翻案”争取毛泽东的信任；当他取得了某种权力以后，不管是谁表现出对他不满，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打下去；对于老百姓的反对，他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动用武力。
这里再提一件公开的秘密：在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带着邓ＸＸ一个一个拜访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于是，人们就看到了后来出现的一个新机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按照人们尚可接受的一般情理而言，邓小平此举也并不为过。邓 X X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给予一定的照顾，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邓小平也是人嘛。但是，若从更高的要求来说（他毕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嘛！），此举似又不妥。试想，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权力和关系，为自己或自己的亲友谋利益（不管以何种理由），此风一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呢？！
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比较中得到提高，得到加深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思想、精神、行动是可以用来教化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不仅是“伟人”，而且是可以称之为“圣人”的那种人（当然，我这里说的“圣人”不是“孔圣人”那样的圣人，而是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圣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伟人”也许会不时出现一些，但“圣人”绝对是不多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伟人”自然是人们引以为骄傲的，但“圣人”则是绝对不可以没有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灵魂！刘少奇、邓小平也许能称为“伟人”，但他们同时的的确确只能算是“俗人”。当然，做个“俗人”其实也不是什么丑事，因为在现今这个世界上，“俗人”毕竟是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