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