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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2007年有两件事是无法忘怀的。一件是我们在法庭上胜诉了一家跨国公司的专利侵权，另一件则是父亲的去世。
两事相连，一喜一悲。喜的是我们的企业在历经二十多年奋斗后，终于崭露头角，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悲的是在我们企业逐渐走向成熟，还需要长辈细心呵护的时候，父亲生命的门户却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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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事相连，一喜一悲。喜的是我们的企业在历经二十多年奋斗后，终于崭露头角，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悲的是在我们企业逐渐走向成熟，还需要长辈细心呵护的时候，父亲生命的门户却已关闭……
南存辉父子在洞头合影
一
父亲南祥希，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93年撤县建市）黄华镇殿后村。那正是中国国内战乱连绵、民生凋敝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充满艰辛。
成人之后，不甘贫穷的父亲四处奔走，寻找生机。几经迁徙，最后在柳市镇上园村扎下根来。上园地处柳市填中心区域，条件相对好些。但对于一个毫无家底的人来说，始终举步维艰。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父亲学会了一门修鞋的手艺。农闲的时候，除了下河捕鱼、捞虾，就是挑上鞋担，到街上给人修鞋。其间他还背井离乡，到过湖北等地闯荡，期望通过手中的修鞋“绝活”，改变生活状况。但事与愿违，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最终不得不打道回府，重复着大多数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故事。
打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房屋就是当地最差的，屋顶是用茅草盖成的，风一吹，常常是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再加上温州地区几乎每年都有台风，台风一来，一家人担惊受怕。吃饭，也往往是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的米在哪里。但不管怎样贫穷，父亲始终教育我们要自食其力，别指望天上会掉馅饼，更不能去贪别人的小便宜。而且不管怎样贫穷，父亲始终乐观豪爽，从不把怨气撒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一家人虽然清苦，却也乐在其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打猪草、挑稻杆。到了秋天，树上的叶子落满一地，我用细铁丝一张张串起来，围成一个个的圆圈，晒干之后就当柴禾来烧。稍稍大一些后，我就独自下河摸螺丝拿到街上叫卖，换取家中所需的油盐酱醋。有一次，父亲让我挑了两箩米糠到街上去卖，站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卖掉。中午时分，我既累又饿，连把米糠挑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好不容易有人来问价了。按照父亲的交代，我报一块五一斤。那个成年人抓起一把看了一下，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别人都是一块二，为什么你要那么贵？这下我疑惑了：难道父亲把价格定高了？因没办法求证，我只好自作主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一块三的价格成交。
回到家后，我一五一十地向父亲作了交代，还特别强调别人都是以一块二的价格卖出去的。父亲无奈地笑笑，告诉我说，我们家的糠是细糠，别人家的是粗糠，这一担米糠的质量比别的米糠好很多，所以要卖一块五。最终父亲以“薄利多销”给了我肯定。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原来卖米糠也有这么多的学问。如果说经商是一所大学的话，那我的第一课应该是父亲教给我的，他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按质论价，什么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生活的不幸总是不期而至。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在一次集体劳动中意外受伤，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不能下地干活，而母亲身体一向虚弱，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这个长子肩上。我那时除了跟在父亲身边学会了修鞋之外，什么也不懂。为了父亲的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得不接过父亲的修鞋担子，做起了一名走街串巷的修鞋匠。刚开始觉得很难为情，看见熟悉的同学、伙伴远远地走来，我便赶紧躲开。父亲知道后说：“修鞋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修鞋也是个技术活，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渐渐地，我不再感到害躁，而且爱上了修鞋这一行当，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三年的修鞋经历，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同时它使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把它作好都是不容易的！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小时候非常顽皮，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小朋友打架，小朋友哭着回家告状。于是，大人领着小孩找上门来论理。我父亲一边批评我，有时还打我；一边向对方家长说尽好话，赔尽小心，过了还让母亲带上几个鸡蛋到人家表示道歉。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就慢慢明白，打架是不对的，欺负别人更不应该，与人相处，要懂得谦让。
父亲待人真诚。跟在他身边修鞋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所有的客人都很客气。不管对方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也不管对方的鞋子是脏的还是干净的，他都以礼相待。有时候，遇到客人比较忙，不能当场取货，父亲就让客人先走，修好后亲自送去。久而久之，许多老客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希老师”。我“子承父业”后，父亲给我说得最多的也是“真诚”二字。有一天，我在修鞋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卖阿胶的山东人。因为聊得投机，我便把他带到家里吃饭去了。父母很欢迎，但是家里太穷，拿什么招待呢？母亲从后门出去，到邻居家借了些米粉干，然后又从地里拔了几把自家种的蔬菜用以招待。客人很高兴，走的时候还特意留下两包阿胶表示谢意。
现在社会上流行“诚信”这个词。回想起来，其实在我小时候父母就对我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了。当时邻里之间，经常相互借来借去，我对这样的“经济行为”很不理解，因为老师告诉过我们，借东西必须写借据。父亲却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近邻之间是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大家彼此信任，老祖宗就是这样传下来的。母亲还给我讲了“牛皮写字人老实”的道理。意思是如果做人不守信，就算把这件事情写在牛皮上磨不掉都没用，大家都是本分善良的老实人，肯定会把欠人家的东西时时刻刻记挂在心头的。
“一等人说了算，二等人写了算，三等人说了写了都不算！”父母告诉我，真正讲信用的人，写不写借据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做人要讲信用的概念，就像“牛皮写字”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以致在我后来的创业过程中受益无穷。
父亲南祥希，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93年撤县建市）黄华镇殿后村。那正是中国国内战乱连绵、民生凋敝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农村孩子一样，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充满艰辛。
成人之后，不甘贫穷的父亲四处奔走，寻找生机。几经迁徙，最后在柳市镇上园村扎下根来。上园地处柳市填中心区域，条件相对好些。但对于一个毫无家底的人来说，始终举步维艰。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父亲学会了一门修鞋的手艺。农闲的时候，除了下河捕鱼、捞虾，就是挑上鞋担，到街上给人修鞋。其间他还背井离乡，到过湖北等地闯荡，期望通过手中的修鞋“绝活”，改变生活状况。但事与愿违，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最终不得不打道回府，重复着大多数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故事。
打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房屋就是当地最差的，屋顶是用茅草盖成的，风一吹，常常是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再加上温州地区几乎每年都有台风，台风一来，一家人担惊受怕。吃饭，也往往是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的米在哪里。但不管怎样贫穷，父亲始终教育我们要自食其力，别指望天上会掉馅饼，更不能去贪别人的小便宜。而且不管怎样贫穷，父亲始终乐观豪爽，从不把怨气撒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一家人虽然清苦，却也乐在其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打猪草、挑稻杆。到了秋天，树上的叶子落满一地，我用细铁丝一张张串起来，围成一个个的圆圈，晒干之后就当柴禾来烧。稍稍大一些后，我就独自下河摸螺丝拿到街上叫卖，换取家中所需的油盐酱醋。有一次，父亲让我挑了两箩米糠到街上去卖，站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卖掉。中午时分，我既累又饿，连把米糠挑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好不容易有人来问价了。按照父亲的交代，我报一块五一斤。那个成年人抓起一把看了一下，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别人都是一块二，为什么你要那么贵？这下我疑惑了：难道父亲把价格定高了？因没办法求证，我只好自作主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以一块三的价格成交。
回到家后，我一五一十地向父亲作了交代，还特别强调别人都是以一块二的价格卖出去的。父亲无奈地笑笑，告诉我说，我们家的糠是细糠，别人家的是粗糠，这一担米糠的质量比别的米糠好很多，所以要卖一块五。最终父亲以“薄利多销”给了我肯定。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原来卖米糠也有这么多的学问。如果说经商是一所大学的话，那我的第一课应该是父亲教给我的，他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按质论价，什么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生活的不幸总是不期而至。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在一次集体劳动中意外受伤，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不能下地干活，而母亲身体一向虚弱，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这个长子肩上。我那时除了跟在父亲身边学会了修鞋之外，什么也不懂。为了父亲的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得不接过父亲的修鞋担子，做起了一名走街串巷的修鞋匠。刚开始觉得很难为情，看见熟悉的同学、伙伴远远地走来，我便赶紧躲开。父亲知道后说：“修鞋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修鞋也是个技术活，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渐渐地，我不再感到害躁，而且爱上了修鞋这一行当，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三年的修鞋经历，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同时它使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把它作好都是不容易的！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小时候非常顽皮，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小朋友打架，小朋友哭着回家告状。于是，大人领着小孩找上门来论理。我父亲一边批评我，有时还打我；一边向对方家长说尽好话，赔尽小心，过了还让母亲带上几个鸡蛋到人家表示道歉。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就慢慢明白，打架是不对的，欺负别人更不应该，与人相处，要懂得谦让。
父亲待人真诚。跟在他身边修鞋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所有的客人都很客气。不管对方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也不管对方的鞋子是脏的还是干净的，他都以礼相待。有时候，遇到客人比较忙，不能当场取货，父亲就让客人先走，修好后亲自送去。久而久之，许多老客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希老师”。我“子承父业”后，父亲给我说得最多的也是“真诚”二字。有一天，我在修鞋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卖阿胶的山东人。因为聊得投机，我便把他带到家里吃饭去了。父母很欢迎，但是家里太穷，拿什么招待呢？母亲从后门出去，到邻居家借了些米粉干，然后又从地里拔了几把自家种的蔬菜用以招待。客人很高兴，走的时候还特意留下两包阿胶表示谢意。
现在社会上流行“诚信”这个词。回想起来，其实在我小时候父母就对我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了。当时邻里之间，经常相互借来借去，我对这样的“经济行为”很不理解，因为老师告诉过我们，借东西必须写借据。父亲却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近邻之间是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大家彼此信任，老祖宗就是这样传下来的。母亲还给我讲了“牛皮写字人老实”的道理。意思是如果做人不守信，就算把这件事情写在牛皮上磨不掉都没用，大家都是本分善良的老实人，肯定会把欠人家的东西时时刻刻记挂在心头的。
“一等人说了算，二等人写了算，三等人说了写了都不算！”父母告诉我，真正讲信用的人，写不写借据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做人要讲信用的概念，就像“牛皮写字”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以致在我后来的创业过程中受益无穷。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和朋友合伙办厂，开始了在电器领域的奋斗。
办厂之初建不起厂房，父亲就主动把家里的一间屋子腾出来做了车间。后来一间屋子不够了，还把老俩口住的房间也占去一半。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充公”，拿来给职工做饭。但他们从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和我们一起承受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艰难。
1993年，是我人生中一个极为难耐的冬天。那正是我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些竞争对手攻击我的种种流言蜚语纷纷袭来，甚至有人把爆破用的雷管放到了我们的厂门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手足无措，父母也为此坐立不安。这时，父亲劝我不要着急，只要做人坦荡，问心无愧，没有过不去的坎。而我分明发现，父母这段时间脸上比以往瘦了许多。
正是在父母的理解和许多领导、朋友的关心支持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顺利地化解了那场风波，并使企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此后，为吸纳更多的人才加盟正泰，促进企业更快发展，我们对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势必触及一些亲戚朋友的利益，有人找到我父母，希望他们出面劝阻。但父母深知我的难处，耐心说服了亲友，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而在平日，父亲也总是有事没事跑到公司里转转，发现“不顺眼”的地方，他会及时提出来。如果他说得对，我们当然采纳。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委婉地向他说明，他也能够接受。而对公司定下的重大措施，他从不干预，而且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企业脱胎于家族，又能摆脱家族体制羁绊的重要因素。
我们老家有种说法：“家中有个老，等于家中有个宝。”
我也常常和朋友们开玩笑，我有一个无私奉献的父亲，就等于公司有了一个免费的“高级顾问”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和朋友合伙办厂，开始了在电器领域的奋斗。
办厂之初建不起厂房，父亲就主动把家里的一间屋子腾出来做了车间。后来一间屋子不够了，还把老俩口住的房间也占去一半。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充公”，拿来给职工做饭。但他们从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和我们一起承受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艰难。
1993年，是我人生中一个极为难耐的冬天。那正是我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些竞争对手攻击我的种种流言蜚语纷纷袭来，甚至有人把爆破用的雷管放到了我们的厂门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手足无措，父母也为此坐立不安。这时，父亲劝我不要着急，只要做人坦荡，问心无愧，没有过不去的坎。而我分明发现，父母这段时间脸上比以往瘦了许多。
正是在父母的理解和许多领导、朋友的关心支持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顺利地化解了那场风波，并使企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此后，为吸纳更多的人才加盟正泰，促进企业更快发展，我们对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势必触及一些亲戚朋友的利益，有人找到我父母，希望他们出面劝阻。但父母深知我的难处，耐心说服了亲友，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而在平日，父亲也总是有事没事跑到公司里转转，发现“不顺眼”的地方，他会及时提出来。如果他说得对，我们当然采纳。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委婉地向他说明，他也能够接受。而对公司定下的重大措施，他从不干预，而且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企业脱胎于家族，又能摆脱家族体制羁绊的重要因素。
我们老家有种说法：“家中有个老，等于家中有个宝。”
我也常常和朋友们开玩笑，我有一个无私奉献的父亲，就等于公司有了一个免费的“高级顾问”啊！
三
子孝不如父慈。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办了企业，就像绑上了战车，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总想什么时候有空了，应该陪着他老人家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走一走，也不枉他辛苦一生。有一次，我们还给他办好了到美国的签证，但终因我们抽不出时间陪他而搁浅了。
正当我们积极寻找机会报答父母的时候，父亲却被诊断患了癌症。住进上海的医院后，医生建议开刀。可刚入院的第二天，我就随吴仪副总理出访中东了。这是早些时候就安排下来的日程，国家领导人那么关心我们，点名要带我们出去，把我们介绍给国外的客户，向世界展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树立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改革开放形象。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没有理由不去。到达迪拜的时候，我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本来今天做手术的，现在却怎么也不同意做了。我当时很着急，想劝劝父亲，但远隔千山万水，父亲听不到我的声音。有时想起来，真的很愧疚。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经常辗转于上海和温州的医院。我也时而国内，时而国外，总是在天上飞，难得有闲暇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会尽量赶过去看他一眼，或者陪着他老人家吃顿饭。但无论如何“尽量”，我和父亲见面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还先后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中俄论坛、在蒙纳哥举行的中非论坛等等。出国前一天我在北京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情况有些反常，要我无论如何回去看看。我推掉了一些工作，匆匆忙忙赶到温州，就跟他说了十分钟的话，仅仅十分钟！我劝慰他多想开心事，好好养病，不要有什么顾虑。看他状态有些好转，我又启程赴法国去摩纳哥了。走之前，我让弟弟妹妹安排送他到上海住院。
父亲知道我忙，平常如无特别重要的事，是轻易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但这次在法国，我却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多个电话。他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他是担心自己挺不过去了。我急如星火地从法国回来，径直赶往父亲所住的浦东曙光医院。见到我，他很精神地坐了起来，说想回温州了。我问医生是什么意见，他说医生的意见是下周出院，我说那就听医生的嘛。简单安顿后，我又疾飞北京，参加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答辩。正泰申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已进入评审阶段，答辩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按照原先的安排，在北京答辩结束后，我当天必须赶回温州，参加一个项目洽谈。还要在温州的一家子公司年中会议上讲话，并参加公司期权激励方案的评审会议。然后再到上海接父亲出院。结果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感觉很难受，他怕有什么意外，想早点回去了。我只好马上改掉温州的机票，直飞上海。
当我赶到的时候，弟妹们都已围在病床前。父亲正喘着粗气，呼吸明显困难，他的咳嗽带出了许多血。见我到来，他没像往常一样坐起来，而是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说了声：“来了！”大家本想劝他听医生的话，安心静养几天再出院。可他说，他自己的病情自己清楚，你们都尽了力，医生也尽了力，不要再浪费了。省下一些钱，多做一些善事。对待孩子，不要过分溺爱，更不要事事包办，适当给他们一些支持，但要让他们学会自立，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父亲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已是7月6日夜里11点多。这个子夜的话语，成了父亲留给子女们最后的“遗言”。
当晚12点左右，一辆小车载着挂了氧气的父亲从上海开出。到达温州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7点15分。也许正像人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吧，车到乐清柳市，父亲突然神清气爽。回到家里，看到迎候的亲人，他露出了一脸的笑容。可刚上楼换上一身衣服，却听他轻轻地“唉”了一声，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
此刻正是公元2007年7月7日7点35分。
77岁的父亲（温州当地以虚龄计算为78岁），安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子孝不如父慈。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办了企业，就像绑上了战车，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总想什么时候有空了，应该陪着他老人家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走一走，也不枉他辛苦一生。有一次，我们还给他办好了到美国的签证，但终因我们抽不出时间陪他而搁浅了。
正当我们积极寻找机会报答父母的时候，父亲却被诊断患了癌症。住进上海的医院后，医生建议开刀。可刚入院的第二天，我就随吴仪副总理出访中东了。这是早些时候就安排下来的日程，国家领导人那么关心我们，点名要带我们出去，把我们介绍给国外的客户，向世界展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树立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改革开放形象。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没有理由不去。到达迪拜的时候，我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本来今天做手术的，现在却怎么也不同意做了。我当时很着急，想劝劝父亲，但远隔千山万水，父亲听不到我的声音。有时想起来，真的很愧疚。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经常辗转于上海和温州的医院。我也时而国内，时而国外，总是在天上飞，难得有闲暇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会尽量赶过去看他一眼，或者陪着他老人家吃顿饭。但无论如何“尽量”，我和父亲见面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还先后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中俄论坛、在蒙纳哥举行的中非论坛等等。出国前一天我在北京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情况有些反常，要我无论如何回去看看。我推掉了一些工作，匆匆忙忙赶到温州，就跟他说了十分钟的话，仅仅十分钟！我劝慰他多想开心事，好好养病，不要有什么顾虑。看他状态有些好转，我又启程赴法国去摩纳哥了。走之前，我让弟弟妹妹安排送他到上海住院。
父亲知道我忙，平常如无特别重要的事，是轻易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但这次在法国，我却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多个电话。他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他是担心自己挺不过去了。我急如星火地从法国回来，径直赶往父亲所住的浦东曙光医院。见到我，他很精神地坐了起来，说想回温州了。我问医生是什么意见，他说医生的意见是下周出院，我说那就听医生的嘛。简单安顿后，我又疾飞北京，参加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答辩。正泰申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已进入评审阶段，答辩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按照原先的安排，在北京答辩结束后，我当天必须赶回温州，参加一个项目洽谈。还要在温州的一家子公司年中会议上讲话，并参加公司期权激励方案的评审会议。然后再到上海接父亲出院。结果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感觉很难受，他怕有什么意外，想早点回去了。我只好马上改掉温州的机票，直飞上海。
当我赶到的时候，弟妹们都已围在病床前。父亲正喘着粗气，呼吸明显困难，他的咳嗽带出了许多血。见我到来，他没像往常一样坐起来，而是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说了声：“来了！”大家本想劝他听医生的话，安心静养几天再出院。可他说，他自己的病情自己清楚，你们都尽了力，医生也尽了力，不要再浪费了。省下一些钱，多做一些善事。对待孩子，不要过分溺爱，更不要事事包办，适当给他们一些支持，但要让他们学会自立，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父亲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已是7月6日夜里11点多。这个子夜的话语，成了父亲留给子女们最后的“遗言”。
当晚12点左右，一辆小车载着挂了氧气的父亲从上海开出。到达温州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7点15分。也许正像人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吧，车到乐清柳市，父亲突然神清气爽。回到家里，看到迎候的亲人，他露出了一脸的笑容。可刚上楼换上一身衣服，却听他轻轻地“唉”了一声，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
此刻正是公元2007年7月7日7点35分。
77岁的父亲（温州当地以虚龄计算为78岁），安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四
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
这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父亲育有二子一女，早年辛苦度日，没有什么积蓄。当我们的企业走上规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逢年过节我们会给老人家一些钱。但他说，办企业不容易，钱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自己有吃有穿就行了，所以他每次都只是象征性地接受点“零花钱”，算是给子女们表达一下心意的机会。但即使是“零花钱”，他也从不乱花，而把这些钱积攒起来，每当街坊邻里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社区街道有些什么修桥补路之类的事情，他也总是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就在父亲生病期间，老家的村支书来看他，说到村里的经济不是很富裕，老人们连个活动场所都没有。父亲当场表态由他出资，支持村里建老人活动场所。最初预算需要50万元左右，结果造完以后，整个工程花了将近180万。父亲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找我们几个子女支持，最后建起了这个老人乐园，遂了父亲的心愿，也算是给村里做了一件好事。
父亲去世之后，妹妹将住院带回来的七、八万元钱，全部交给了母亲。事后谈起此事，我说幸亏爸爸没有钱,子女们不用打破头去争财产，而是一门心思地料理后事，争着尽孝心。甚至在父亲住院的时候，都是弟妹争着付钱，生活上也是母亲和弟妹及一些亲戚朋友忙前忙后地照顾。
父亲辛劳一生，赚钱不多，对钱却看得非常淡泊。他常说，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没钱的时候拼命挣钱，有了钱不要做“守财奴”，要多帮助别人，多为社会做些好事。从父亲的身上，使我明白，其实人在世上，是不能完全以钱财的多少来衡量其价值大小的，关键在于你为社会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其实是一种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精神财富，这是比任何有形的财富都要珍贵得多的。
正是受着父亲的影响，我平时对自己子女的管教也多了一份严厉。我告诉孩子，爷爷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同时要为社会作出你们应有的贡献。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次过生日，要象其他同学一样到酒店请客，摆摆排场，被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最后是按我们家乡的习俗，给孩子煮了一碗“长寿面”，过了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日。孩子到国外读书，我负责提供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额外的费用，鼓励他们课余时间打工赚取。上个暑假，孩子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年长的老人。他主动给老人提行李、拿背包。老人看他非常诚实勤快，临别的时候递给他一张名片，并欢迎他大学毕业后到自己工厂工作。原来，这位长者是广东一家台资企业的老板。孩子的做法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亲对我的启发。
也正是受着父亲的影响，我对财富、对人生的看法更加透彻。这几年来，我们在发展好自身企业的同时，先后为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捐赠一亿多元。就在父亲去世后一个月，共青团浙江省委发起成立“浙江青年创新创业基金”，我们又一次带头捐出了一千万元，用于资助那些有志创业，敢于创新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就一番事业。
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知道我这样做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凡尘远去，阴阳两隔。
父亲音容宛在，永留心间……
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
这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父亲育有二子一女，早年辛苦度日，没有什么积蓄。当我们的企业走上规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逢年过节我们会给老人家一些钱。但他说，办企业不容易，钱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自己有吃有穿就行了，所以他每次都只是象征性地接受点“零花钱”，算是给子女们表达一下心意的机会。但即使是“零花钱”，他也从不乱花，而把这些钱积攒起来，每当街坊邻里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社区街道有些什么修桥补路之类的事情，他也总是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就在父亲生病期间，老家的村支书来看他，说到村里的经济不是很富裕，老人们连个活动场所都没有。父亲当场表态由他出资，支持村里建老人活动场所。最初预算需要50万元左右，结果造完以后，整个工程花了将近180万。父亲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找我们几个子女支持，最后建起了这个老人乐园，遂了父亲的心愿，也算是给村里做了一件好事。
父亲去世之后，妹妹将住院带回来的七、八万元钱，全部交给了母亲。事后谈起此事，我说幸亏爸爸没有钱,子女们不用打破头去争财产，而是一门心思地料理后事，争着尽孝心。甚至在父亲住院的时候，都是弟妹争着付钱，生活上也是母亲和弟妹及一些亲戚朋友忙前忙后地照顾。
父亲辛劳一生，赚钱不多，对钱却看得非常淡泊。他常说，钱财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没钱的时候拼命挣钱，有了钱不要做“守财奴”，要多帮助别人，多为社会做些好事。从父亲的身上，使我明白，其实人在世上，是不能完全以钱财的多少来衡量其价值大小的，关键在于你为社会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其实是一种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精神财富，这是比任何有形的财富都要珍贵得多的。
正是受着父亲的影响，我平时对自己子女的管教也多了一份严厉。我告诉孩子，爷爷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同时要为社会作出你们应有的贡献。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次过生日，要象其他同学一样到酒店请客，摆摆排场，被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最后是按我们家乡的习俗，给孩子煮了一碗“长寿面”，过了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日。孩子到国外读书，我负责提供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用，额外的费用，鼓励他们课余时间打工赚取。上个暑假，孩子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年长的老人。他主动给老人提行李、拿背包。老人看他非常诚实勤快，临别的时候递给他一张名片，并欢迎他大学毕业后到自己工厂工作。原来，这位长者是广东一家台资企业的老板。孩子的做法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亲对我的启发。
也正是受着父亲的影响，我对财富、对人生的看法更加透彻。这几年来，我们在发展好自身企业的同时，先后为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捐赠一亿多元。就在父亲去世后一个月，共青团浙江省委发起成立“浙江青年创新创业基金”，我们又一次带头捐出了一千万元，用于资助那些有志创业，敢于创新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就一番事业。
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知道我这样做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凡尘远去，阴阳两隔。
父亲音容宛在，永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