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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个族群
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
穷忙族是一种无奈，考碗族是一种妥协，御宅族是一种逃避——族群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的马太效应。
文/黄俊杰
市中心是一个部落聚集地。公共汽车如沙丁鱼罐头，挤满面无表情的人——他们是穷忙族或捧车族；星巴克沦为网吧，手提电脑前的人看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喝咖啡——他们是99族或房奴；写字楼楼高80层，进出其中的人渺小如蚂蚁——他们成分复杂，可能是跳蚤族或候鸟族，也可能是烧包族或乐活族。
“市中心人”有两个籍贯，一个来自血缘，一个来自生活。名牌加身的小资女、穿拖鞋工作的SOHO族、三句话不离股票的国贸男……在繁华CBD的马路交叉点，他们融汇成一个城市往前疾走的人潮，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鱼群——以族命名的生活形态登上了VOGUE与维基百科，人以群分的名词成为了都市客的流行标签，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56个新族群——你是哪个中的一员？
75%的人都被工作异化
早在1991年，我们就看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愿景。撰写《爆米花报告》的“不可思议的趋势预言家”费丝·波普科恩预测了未来的十大生活形态，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影子：一种茧居族的新人类，家是他们的堡垒（御宅族）；活在现实，却又渴望梦幻式历险（波波族）；自我喜好是选择商品或服务的基础（NONO族）；想逃脱现状远离都会，为自己而活（飞特族）；强烈地自我保健，不惜一切代价（乐活族）……
一篇题为《未来的族群营销》的文章写道，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部落、分化时代和新部落时代。越来越多的社区、贴吧、BBS、MSN和QQ等即时通信软件，让互联网形成一种强大的联结能力，为人们寻找自己的族群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能够彼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兴趣的生活方式。
听起来这将是一个生活多元化的美好时代。但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足以打破这种幻想——75%的人自认是“穷忙族”。 “穷忙族”，即“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大卫·史普勒（David K. Shipler）在其著作《工作的穷人：在美国所看不到的》（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中提到穷忙族这个群体,认为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在日本，人数超过1500万。
“穷忙族”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比月光族更穷，比劳模更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我总是努力工作，我总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穷忙族沦丧了生活，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美国人看美国梦版的《当幸福来敲门》来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来祈祷未来，中国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奋斗》来强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会主流的中国80后青春散场，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
有调查显示，对如何摆脱“穷忙”，穷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积极充电”——这显然让劳碌的他们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称，“忙”会带来心理疲劳、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工作效率下降、偏头痛、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月经失调、性欲减退。“焦裕禄”因穷忙族的存在而有了新解——“焦裕禄，焦虑、抑郁、忙碌”。
据日本专家统计，过去10年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增加了4成。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
心理学家斯宾认为工作狂属于心理变态，那么，中关村的“工作狂写字楼”逻辑，则直接让一帮心理变态活在精神病院里——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狭路相逢，沦丧生活者胜。
在这个CPI上涨、股票大跌、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缺的上行时代，生活被工作异化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着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穷忙族:“穷忙族”是个舶来词，英语为“working poor”。指那些每天超时工作，薪水却没有相应增加，不仅无力置产，甚至还要为养老金担忧的人。
产生“穷忙族”的原因众说纷纭，有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令个人生存压力增加，盲从、攀比心理滋生、欲望膨胀和个人期待值过高；不合理社会结构，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使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形成“M型社会”；加上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等原因，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穷忙族”的队列中。
有调查显示，“穷忙族”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首要原因是社会压力过大，竞争激烈（60.9%）；其后原因依次是“穷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职业规划（48.9%）；起点太低机会太少（39.5%）；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6%）；盲从、随大流（24.5%）；耐心不够（18.8%）。
而要摆脱“穷忙”，需要积极充电，增强竞争力（55.7%）；调整好心态，适时进行工作减压（50.4%）；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和目标（46.5%）；主动去适应社会（39%）；社会不应该过于强调竞争（12.6%）。
ps
中国的穷忙现实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穷忙族，否则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费试用一年的代价争取一份口粮，连穷忙都变成抢手的权利，混得好点的人也觉得前途不保险，思索得最多的问题是明天该往哪儿跳槽，速度和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快。
有人问郎咸平，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都活得艰难。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没办法，这个国家的生态是这样的。我们没那么多高新技术产业容纳大量的大学生，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靠低层次的制造业撑着的，要想找工作，去他们那儿。”他说的是事实，“快中国”还没有走到创意立国的时候，“世界工厂”靠规模取胜，而非技术。另外一边，更多的企业在努力减少正职员工的名额，打工、签约、派遣等非正式员工的编制越发庞大，珠三角的企业正在群体策划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德国汽车业也走过这条路，尽管产业越来越赚钱，但总雇佣的正职员工数量却逐年下降，只不过，这种作业方式现在传到了亚洲，中国和越南正在积极采用它。
有人说是对职业生涯缺乏规划导致了穷忙族的出现，但个人规划和大环境的现实之间总有落差，有时候它并没有决定人生的效果，总有不期而至的变化让你的规划死无全尸。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大学毕业，进了移动公司工作，职业命运的起点比他的许多同学高出N个级别，但今年，公司内部一纸内部文件宣布，新员工的晋升和工资增长都以工作年限为参考，5年为一个级别，他的规划也随之全军覆没。是留下来守着每月3000元钱熬生命，还是去外面体验连滚带爬的打工生涯？这简直不是主动的规划，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两难选择。这一点都不像职场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