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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应当鼓励发表“不同意见” ★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连续写了几篇关于“医疗改革”的文章，大概由于措
词有些激动，没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于是把它们放在了我的个人网页（www.lizhin
ing.net）上，但不承想在网上还是惹得不少“业内人士”大为恼怒，他们说我这样
的“业外”的书呆子实在“可恨”，写的都是“垃圾”，文字也不通，应当重新到
学校去“回炉”。
要我回学校复习语文的那位“业内人士”居然说：《正是医疗改革狠狠阻
击了中国经济》，“阻击”是错别字，应当是“狙击”！这位人士，大概是一位狙
击手。
可见，这些“人士”是多么气了。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哪一根神经被触
动了。
但是，在全中国，有上述看法的“业内人士”毕竟还是少数。我不能因为
听到少数几个人的吆喝，就把我的“垃圾”文字收回来、并向人们道歉。我不揣浅
陋，写出自己的意见，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为穷苦的人民呼吁，这也是一种使命，尽
管我的文字水平和“研究”水平都很低。我也知道，“水平低”这一点，在我自己
的那个“业内”，在我工作的研究所里，也是公认的。
不过，我还认为，我的批评文字，所以还有点价值，所以还能得到不少读
者认可，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声音”。
我经常说，当人们都在发声、在讨论问题时，对于有决策权的人们来说，
什么样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显然，只有“不同意见”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批
评意见”才是有价值的。而有一些先生，专门在会上、或用文章表态说“完全同意
”或说一些“赞美领导”的词句，实际上乃一钱不值。其价值等于零。但是，遗憾
得很，当前各级、各地、各行、各业的许许多多掌权决策的人们，就是比较喜欢听
这些“完全同意”；而他们最不喜欢、也不愿意听到就是“不同声音”。究其原因
，我想，既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往往“修养”有限，同时也是当前“制度”的产物
。在古代中国，近两千年里存在着“谏议制度”，唐太宗的“纳谏”和个人修养甚
至令人惊叹。而后来的明朝乃非常黑暗，到清朝时，就撤掉了谏议大夫一职，并大
兴文字狱。时光，再到了我们的当代中国，谏议制度和谏议精神都已经不复存在。
例如在文革中，不少干部被指为“三反分子”，好像他们“反”得有多么
激烈似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有些“不同看法”而已，甚至还根本谈
不上向伟大领袖“进谏”。但这，已经是领袖所不能容忍的了。这些有不同意见的
干部，大都受到了严厉的各种惩罚，起码要被“批斗”或“群众专政”，而我们的
国家主席、彭老总、贺龙元帅等，则为此丢了性命，受尽了人间苦难。改革以后，
提出了“开放”二字，令人感觉比过去似乎要开明些了，可实际上，依然很不能听
进“不同意见”。谁要想自由发表意见，就可能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层
甚至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争论，先改了再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不明
白，争论一下，百家争鸣，决策者就可以有更多借鉴、有更多选择，到底有什么不
好？最多不过领导的“面子”可能会有点损坏。“面子”，也就是领导人的“形象
”和“威信”，和人民比较起来，究竟孰轻孰重？可能不少人认为，还是前者更重
些，因为那是些“权威”么，这或许就是专制主义者的思维。所以，人民的利益只
好做出让步。结果，当代的中国，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若干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并不是资产阶级，却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指责，连中共主席胡耀邦为之
稍有辩解都反受牵连；而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却是真正地“自由化”了，他
们中不少人正在大量生产假冒伪劣、甚至为非作歹、欺行霸市、官商勾结，与西方
国家严格的法制之下的经济发展环境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在是太自由了！
但在中国的逻辑中，资产阶级“超越法制”的自由，并不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只有一些没有资产的知识分子要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才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
其实，争论，百家争鸣，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民、于党、于上、于下
，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要我们真的是“为人民谋利”的，还怕听到“不同意
见”吗？只有“为自己”，才会害怕。难道道理不是这样吗？
最近，令我意外的是：国家的卫生部已经表示，“市场化”并非医疗改革
的方向。这种说法，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的确是180度的大转弯，似乎有些人
想靠医疗单位的产权改革而“发财”的梦想，有挫折了。但对于众多老百姓来说，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以后，就要看国家进一步的动作了。毫无无疑，医疗改革的
逐渐“非市场化”，是“利为民所谋”的一个重要表现。
困难的事实是，前一段时间我国“医疗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经在全国
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现在有种说法叫“返贫”，意思是有些老百姓“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贫
困。这个说法当然不准确，因为从总体上讲，中国农民的“脱贫问题”并未解决，
绝不只是只有2000万农民处于贫困状态。但关于“返贫”的报道，却说出了一个可
怕事实。据网上报道，据调查中国“贫困农民”中有40%以上是由于生病、又遭遇高
昂的医疗费而“返贫”的。谁能够保持自己不生病？大概只有神仙了。但是中国农
民不是神仙，中国所有的劳动者都不能成仙，他们总有些人要生病。现在，如卫生
部门所宣布的，情况已够惊心动魄的了。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
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
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
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
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
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医疗问题，是目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三大民生问题”之一。我们希望，
在国家确定了“医疗改革”的非市场化取向之后，能逐渐使中国人民摆脱“看不起
病”的恶梦。这个梦魇，压迫着中国的穷苦百姓，已经有十多年了。
★ “教育产业化”只能使中国蒙羞 ★
另外，重要性与“医疗改革”不相上下的民生问题，就是“教育产业化”
。
是很奇怪，教育问题怎么会成了“民生问题”？而且是“三大民生问题”
之一！
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早已不是“民生问题了”。因为
，孩子的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掉以轻心。任何有一定发展程
度、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都没有将“国民教育”交给市场去处理的。所以，“教
育产业化”是中华民族的特产，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前些年，当一些权威经
济学家大侃“教育产业化”、什么“教育产业化的十大问题”之类的话题时，我们
大家都还糊涂着呢，还以为全世界都是这么胡来呢。
后来，看了国外的材料，才发现中国“知名学者”们又在糊弄民众了。
有时候，人们实在不能明白这些知名学者们的心思。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要把中国怎么样？是不是中国的穷人都活不下去了，中国的穷孩子都不能上学
了，那些贪官污吏和暴发阔商的孩子都上了贵族学校、并也都成了贵族了，学者们
才能快意？
“教育产业化”的邪口号，在中国公然吆喝了许多年，没有受到抵制。因
为教育界的那些“人士”不抵制，反而陶醉在其中，并大肆捞取，这正是他们想做
的事情；国家也不说话，纵容歹毒的“少数人”在教育界通过“教育产业化”的邪
路先富起来；穷苦百姓则无法抵制，他们说话没有声音，若是请愿不会批准，而他
们如果不交学费、孩子就会被赶出学校。许多农村的学校里，即使孩子能够上学，
但为了“教育产业化”，为了给学校挣钱，许多稚嫩的小学生还要经常干着繁重的
体力劳动。这一点，是特别令人气愤的。
我想不出，世界上什么地方的小学，会像中国一些小学那样黑暗和凶恶。
目前世界上，中小学“义务教育期间”，除了战乱和非常落后的国家，哪
个国家会向小学生收学费？哪个国家的中小学学费，会像中国收的这么多？恐怕是
没有了。而中国，所以敢向小学生大收学费，敢于对“义务教育”几个字视若不见
？就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们发明了“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口号和理论！
目前，教育，在中国已经成为暴利行业。前些日子，报纸上经常有关于中
国“十大暴利行业”的报道，不同的报道列举的“行业”有些参差，但“教育行业
”总是跑不掉的，而且总是排列为仅次于房地产、名列第二的暴利行业。中国的教
育家和教育界真是可耻！这令人想起一则描绘特别能收钱部门的“顺口溜”说：“
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若是这样，“人民教师”还有什么脸面立
于天地之间？
尽管对学生收费很高，但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极少，在全世界属于少得可
怜的一种。当国内有人胡说中国是“举国兴教育，全民掏腰包”时，《参考消息》
上有人指出，中国是用占世界1%的教育经费，来对付占世界25%的学生。显然，教育
就这样搞下去，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但想一想，遥远的中国“未来”，到底有谁会
来真正关心吗？没有。中国几乎上上下下的干部们都只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家属
和亲友。至于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没有人会真正“放不下心、睡不着觉”。
这也是目前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个结果。
看来，“义务教育”是越大讲越糟，现在一面讲“义务教育”，同时又好
像就是为要取笑“义务”这两个字，所以学费特别高。文革前没有讲“义务教育”
，却只是小学学费2.5元，中学学费5元，大学没有学费。中国的任何中学生，只要
能考上大学，也就有了公费医疗、城市户口、国家负责分配工作。而且那时高考是
凭分数，像我这样由于“档案里有东西”而未能读北京大学的人还是极少数。农村
的孩子，只要成绩好，考上大学，可以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现在，据教育部说，
平均一个大学生的花费高达14914元/年。这大约是5个农民全部的年平均收入！
有人曾气愤地对我讲，应当告诉国家：如果你国家没本事办大学，没有能
力给大学生们以“普惠的助学金”，如果你没有能力让大学生们得到工作，就不要
再自吹了，也不要自称教育部了！也不用再办什么教育了！应当向社会谢罪说：我
们没有能力办教育！而那些所谓“学校”也都解散算了！与其让教育单位都变成疯
狂收钱、少数人贪污发财的黑窝，还不如废掉它算了，人民还少受一点罪。
当然，这是激愤之言。但是，人能愤怒到这个地步，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的。
文革前的国家那么穷，家长们也那么穷，大学却根本没有什么“贫困生问
题”。助学金是“普惠的”，最低的助学金也有15.5元。因为当时周恩来说，我们
的大学生要吃好一些，所以大概是1963年后，大学伙食标准就由12.5元涨到15.5元
，每天都有肉蛋。现在的国家被称为“盛世”，说起来经济水平已经比60年代不知
高到哪儿去了，但是居然就在大学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特困生问题”。这是国
家的耻辱，不是国光，简直羞死了。
据说，目前在农村，对农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孩子告诉他：“我
考上大学了”。农村最穷的人家，就是有孩子考上了大学的人家。这简直是古今中
外的奇闻！好像是去年的报道，有一个贫穷的农民，面对考上大学的女儿，默默无
语，借不到钱，完全失了神，竟然痛苦地自杀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惨的家长了吗！
读了这个报道的教育界人士和官员们，还能够坦然地赴宴喝酒、能够坦然入睡吗？
据调查，现在农村只有10%的大学生的家长不用借钱，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为
此而借债、奔忙、倾家荡产，痛苦不堪。而不少学校里那些披着教育家的“皮”的
吸血鬼们，向学生们收钱则是穷凶极恶，毫不手软。诚然，也有些大学提出一些措
施，力图让穷孩子能够上学，但只有国家彻底改变目前的“助学”政策，变对少数
人“奖学”为对多数人“助学”，问题才可能根本解决。
贫困的大学生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找工作还是困难重重，目前据报道我国
的“年度就业岗位缺口”是12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动辄以数十万、乃至
百万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然是一个“毕业即失业”的社会。再说，即使找到
工作了，又能挣几个钱呢？又要还债，又要还贷，他们的一辈子的痛苦没完没了。
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教育事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大步倒退？
关于贫困生的“助学贷款”，是国家拿出的一个招数。舆论都说是好主意
，好像这下子穷学生有救了。但其实，这不是帮助，这是套索，原因就因为目前的
工资太低了。中国至今仍在实行没有道理的“低工资制度”，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
其价值。所以我认为，中国不应当采用发达国家的“助学贷款”办法，那样会扼杀
人才。中国总是说自己有“特殊国情”，为什么这时又不说了？不难明白，大学生
毕业后还贷，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只有一千块左右，还
不起，怎么办？据说江苏大学已找到一个好办法：就是在网上公布这些欠贷学生的
名单，让全社会都来嗤笑他们，知道他们是“没有诚信”的人，让他们一辈子别想
过好。
我不知道，这还是人出的主意吗？这还是教育家的嘴脸吗？
而我有个看法，恐怕是谁都不会采纳的。我认为，若是有魄力的国家领导
人，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免除特困生的助学贷款的债务。古代孟尝君的冯驩都能做
到“焚券蠲免”，到了现代，前几天英国等不是也“蠲免”了不少“贫穷国家”的
债务吗？为什么我们国内就不能免去“穷学生”的一些债务呢？而且，这操作难度
，要远远小得多了。现在贫困生平均欠贷只有1万元，所以，国家不过拿出区区10数
亿元，可换来的，将是人民的爱戴。
当然，如果今后在“助学金问题”上，做出根本改变，这还是需要再花一
笔钱的。但该花的钱就必须花，过去那种以穷学生为敌的办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教育办不好，国家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那么在“未来世界”生活的后代，就会
诅咒我们这一代人，诅咒我们都下地狱。
困难的是，贪官污吏们好像不怕挨骂，也不怕被人民戳着脊梁骨。
好像是去年，教育部官员已经否认了“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当年鼓吹
“教育产业化”分外卖力的著名学者们，那些仍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中疯狂“创
利”“得利”的一群所谓教育家们，还有大量混迹于“扩招”“办学”的骗子们，
现在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却噤若寒蝉。当然，他们许多人仍然在发“学难”财，
仍在疯狂收取“高额学费”，这没有错，但是不吆喝“教育产业化”这几个字了。
国家是不是应当坚决做出点什么，来表明我们并不是将“教育产业化”作
为国策的愚蠢国家？
★ 居者有其屋，是社会安定的起码条件 ★
目前，除了医疗和教育，住房问题也是中国的“三大民生问题”之一。
房地产业，也是目前发生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由于不少地方政府为
了“自己”的利益，动用国家机器帮助房地产商强行拆迁，发生了很多不应当发生
的故事。竟然有人下班后回家，才发现自己的家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这引起很多
激烈的纠纷。前两年就连新华社也发表了题为“拆迁不能拆掉群众利益”的署名文
章，抨击野蛮拆迁，呼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而台湾的报刊甚至形容我们为“
北京黑帮式逼迁”。为此，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多起自焚和跳水寻死事件，命都不
要了。在房地产商方面，前几天却制造了更为血腥的逼迁事件，竟然弄一帮“不三
不四”的恶人，极其凶暴地打死了好几个村民，打伤许多，实在太疯狂了！引起了
世界的注意。
另外，我不明白的还有，“政府”怎么会有“自己”的利益呢？有名的《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为什么我们
的“地方政府”却有着自己的利益呢？而且这个利益，一到了房地产业领域，就变
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说穿了，就是作为中国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业”中油水
十足，有着暴发户和贪官污吏可以弄到手的、巨大的钱财。而实际上，许多“地方
政府”的官员看来已经“阶级化”，他们已经成了不在册的、资产阶级的一员。这
样，才有了贪官污吏、房地产商、流氓恶棍的联合行动，使弱势的人民的利益受到
极大损害。
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地方政府，能否真正为人民谋利。如果它
们不能，那又有什么办法使得它们转变为“能”呢？官们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决
定官们命运的不是人民、而是更高的官。因此，人民对官员们是无可奈何，只能逆
来顺受。
在房地产开发商方面，也往往是黑幕重重，例如他们在现今房子卖不动时
价格不降反升，到底原因是什么？他们既不怕房子卖不出去，又不怕“破产”（无
论怎样“破产”，地方官和富商们总是毫发无伤），他们什么都不怕。到底为什么
呢？
最终，害怕的是穷人。他们被捏在富人的手心里。
房地产这个行业，可贪的钱实在太多了，攫取者为此疯狂、不惜冒绞首的
危险。
人们大都认为：国内的房地产公司多有官方背景，他们疯狂地炒作地皮，
从最初“批地”到最终建筑公司承包开工，中间不知要被倒手多少次，据悉9/10的
房地产公司实际只是些“地虫子”，专事地皮倒手，因此中国出现了大量非法土地
交易。土地价格在房地产的开发投资中，常常能占将近一半，而在北京竟能占到70
%左右。现全国有3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北京房地产公司的数量占全国的1/10，而“
天子脚下”的土地70%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北京和全中国的房产价格畸高
，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90年代中后期，有人就注意到中国的房屋“空置率”的问题，由于中国
人民总体上的贫困，房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能平衡。我以前曾多次写到
过这个问题：全国空置的“商品房”，1997年底已经达到7038万平方米，1998年达
到7911万平方米。后据1999年9月份材料，实际上1998年底全国积压商品房竟达到8
783万平方米，由此而造成沉淀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左右。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
，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已经高达1.2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
，全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已达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国际警
戒线的2.5倍。
但在中国，没有人在乎这个。
现今的房屋滞销情况，并未有丝毫好转。据去年电视台报道，全国积压面
积实际高达4亿平方米。据北京2005年6月份公布材料，截至5月底，全市空置1年以
上的商品房为432.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的面积为3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而
全市1-5月的商品房售出的总面积，也不过就是691.5万平方米。
但奇异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尽管有着这样高的房屋“空置”情况，但如前所述，近年来房价却持续猛
涨，涨速越来越快，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还只有百分之几，今年的房价据说已经
比头年上涨约1成。这情况合于所谓“市场规律”吗？当然不合。几年来，国家建设
部多次谈到“房价虚高”问题，但是房价却逆流而上、越来越高。原因到底在哪里
？2005年1-5月商品房平均价格为6795元/平方米，比头年同期大大上涨了679元。另
据报道，2003-2004年的上海，房地产价格也在暴涨，短短一年间，一套54万元的房
子就猛升至86万元。房地产商的疯狂捞钱的面目，固然凶恶，但不少人士指出，这
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明里暗里的支持的结果。所以，当有房产商面对电视采访高傲地
说“我们就是不降价”的时候，人们便明白了，资产者和政府的结合，会产生什么
结果。
房地产商发横财的诀窍是什么呢？据2003年7月11日《参考消息》的报道：
“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
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贷
款。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约60%的资金来自银行……”这一下事情明白了。因为
这样一来，房地产的风险就落在了银行，而银行都是“国家的”，所以风险也就落
在“全国人民”的脊背上。而财富呢，当然就落在极少数富翁们怀里。
在国外，情况是不是也这样呢？当然不是。
例如俄国，苏联解体后人民的住房怎么办？我们原以为，苏联解体后，原
社会主义阵营也垮台了，俄国人民将会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俄国许多社会福利
，并未因苏联解体而被废除。俄国人民仍然享受着免费教育、基本免费医疗、不收
水费、免费供热水、而交通费和电费都极其低廉。特别是，俄国政府在房屋私有化
的时候，每人有18平方米是免费供应的。18平方米以上的部分，价钱也很便宜，决
不像中国的购房老百姓、几乎要终其一生的努力才能买到一套带有“土地使用年限
”的住房。
在美国东部的90年代，我的感觉，普通房子的价格，其相对价、有时甚至
是绝对价，大都没有北京的中等商品房贵。
而我们中国，虽然骄傲地走着和俄国不同的政治道路，口头上的“社会主
义”名号还在，没有解体，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几乎全部“解体”了。公费医
疗几乎没有了，教育单位已成了“高价收费”的机器，水电费不断上涨，免费热水
供应从来没有过，交通费也在不断上涨……。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主义”早就
一点都不“社会”了。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俄
共领袖也还在赞美这个“旗帜”，这使得地球球面上不少“社会主义者”的目光模
糊起来。
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中国买的房都有“土地使用年限”，那究竟算什么“
私房”呢？那么在本质上岂不还是一种“向国家租房”，不过是一口气租它几十年
罢了。对国家的好处是，人民付出了“买房”的价钱，得到的却是“租房”的实质
，但是巨量的钱，通过这个途径，已经从老百姓手中转到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
”手中。这里说的“国家”，当然，是国家的人格化，好像资本的人格化一样。现
在，在世界上绝大数地方，事情是倒过来的，国家是人民所“雇用”的，所以国家
应当倒过来向人民租点什么，而不是人民向国家“租用”点什么或者“购买”点什
么。世界真大呀，国家和国家太不一样了，国而不国，人家都跟中国不一样。所以
，在中国，那些贪官污吏在“各级地方政府”中那么得意，是有原因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具体情况。
在中国，商品房的空置率虽然高，却有一种住宅是非常稀缺的，这就是所
谓“经济适用房”。对于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几个
字是很有吸引力的。90年代末期，北京曾将其定义为：销售对象是年收入6万元以下
的家庭（当时，能达到6万元年收入的家庭也并不多）。而且，当时国家曾提出一个
空头号召：要求各地的住宅建设，70-80%要建“经济适用房”。好啊，但后来的结
果是怎么样呢？
事实说明，中国并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地方，而只是一个为“少数
人富起来”的地方。到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在商品住宅的投资中竟然只占
5-7%，和国家的空头号召居然差了这么遥远！这说明国家没有权威，说了等于没有
说，而金钱的力量要大得多。在北京2004年“经济适用房”占住宅总投资的10%左右
，2005年的1-5月也只占7%了。但就是这么一点点所谓面向穷人的“经济适用房”，
据记者们调查，还是大量地被开着宝马和奔驰汽车的那些“有钱人”买走，被“有
钱人”拿来用作房屋投机。中国有钱人的舒服和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简直像污
水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而中国目前的商品房消费中，其实，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首先，由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肆鼓吹“敢于花明天的钱”，许多中国百
姓被搞昏了头，开始大量借债。据2005年5月材料，北京上海两城市的“居民家庭整
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无疑，这主要是由于房贷造成的。不过，也可能是
由于人们实际困难，没有房子住啊！房子又这么贵，比美国的还贵，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普通而老实的老百姓，多数这么穷，就是电子游戏中的“抢钱司令”，在穷
人身上能抢得到多少钱吗？
没关系，抢不到你今天的钱，就把你今后几十年的钱先抢下来！
第二，房地产的红火，常常会埋着炸药。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得不防的事，
当然，中国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对这种事，通常也不会在意。
历史的教训是：日本90年代发生经济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房地产泡沫”。
由于技术力量强悍的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的超级繁荣，东京地价狂涨，不承想因此
就埋下了“经济结构”问题的隐患。1991年日本地价涨到顶峰，然后开始走跌，直
到2002年初，地皮价格已经连续11年下跌。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与1991年水平相比，住宅地价已下跌52.1％，商业地价则下跌76.1％。一直回落
到80年代“泡沫经济”前的地价水平，等于绕了一个圈又回去了。到2002年仍然在
困扰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中，起码有4成直接与地价有关，与房产有关的还会有
一个大数目。所以，我估计，前几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作，也是源于“房
地产泡沫”。当然，中国的经济学者们都没有这么说。
美国人所以不再欢迎中国的“贪官污吏”带钱到美国去消费，我认为，最
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中国“贪官”把大量黑钱弄到美国后，主要是大肆购买房地产
，把西部的房地产价格剧烈抬高，而这会把美国经济推向“泡沫经济”。美国人看
到了这个危险。至于“惩治贪官”是不是为了正义，那是次要的原因。
在中国，为了给富人修建豪宅，或者为国争光，同时也给自己捞到大把金
票，全国计有3万多家房地产商，全不顾日本“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教训，正在大量修建各种华贵建筑。我国近年每年建房面积高达16-20亿平方米，已
经超过了全部“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尽管房产供给已经过剩，银行
坏账严重困扰，但全国上下，房地产投资仍如火如荼。例如北京市，据公布，至20
04年初全社会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比例高达55%。在全国，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竟高达47.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则增长41.1%，看来
房地产业的确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又据说，投资狂增的主要部分是“地方政府
”所为，据报道“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在2004年1、2月比头年同期增长了65
%。……
当然，我写到这些时，也想到，这些事似乎不关穷人的事。对中国的普通
民众来说，要有一个家，是起码的要求。一年多前，我曾在一个未能出版的书稿中
写道：
“有时候，我真是替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感到很伤心。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
‘家’被平了，新的‘家’又不知在何方，到哪里去躲风避雨！人们常说：家是心
灵的港湾。一个人，出门在外，萍踪不定是非常辛苦的。人们到处漂泊、打工、挣
钱，而不管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最后回到了家，即便是个小巢，也是人生的温暖
所在。连‘家庭’观念很淡薄的西方人也说：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家
，就是有这种功能。以前有一次我说大跃进时人民公社最糟糕的是‘公共食堂’，
一个研究生不解地问：‘食堂有什么问题？’我说，城里职工是不会觉得‘食堂’
有什么可怕，他们也还一直可以回家做饭。可是亿万农民一下子都不让在‘家’里
做饭了，家里连一点吃的都没有，那还有个‘家’吗？亿万农民一下子没有了家！
他可到哪去歇脚？到哪里能放松、能有个令人放怀的依托？虽然农民没有文学家那
般细腻的感触，但他们也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需要有一个呆在里边能够无忧无虑
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或一家人的空间！这也是天赋人权。难怪古代皇帝动辄就
要灭门和流放，难怪文化大革命要大肆抄家，就是要让人们失去最后的心灵依托。
在人文意义上，这太残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