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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报记者 李好宇
从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到今天的“神七”上天，计算机习惯了站在工农生产的每一个行业身后，默默付出。6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妨将这位幕后英雄请到台前，论功行赏、加官进爵。
回望过去60年，蹒跚学步的中国计算机行业有着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本报将这些被尘封的记忆碎片收集起来，献给伟大祖国的60华诞。(鉴于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计算机行业相对熟悉，以90年代之前为主)。
注：根据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史料》主编徐祖哲口述整理，特此感谢
50年代
1953年，第一批“海归”科学家中的华罗庚意识到计算机技术是科学发展新的突破点，向中央提出了重视、发展计算机研究的想法，但并未被采纳。虽然如此，华罗庚仍然堪称国内传播计算机理念的“第一人”。
“不是情报的情报”
造就了中国计算机
1955年底，一行18人的苏联科技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过程中，发现其中6位的专业方向为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新技术。在那个“一切跟着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样一则“不是情报的情报”，促使中央下定决心，发展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新技术。
1956年1月，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所第一次筹备会议，正式揭开了“向计算机进军”的大幕。
无师自通的“第一班”
发出了号召，但没有人才怎么办？自己研究！1956年底，党中央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科研单位紧急抽调科学家314位，集中在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三层，秘密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边学边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老师的“计算机第一班”顺利毕业。截至1960年，从“西苑培训班”里走出来的计算机学员多达800余人，他们成为中国计算机发展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才。
今天，西苑饭店竖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中国计算机第一班”从这里诞生。
连夜动用外交部，只为一台计算机
虽然无师自通，但毕竟仅限于皮毛的理论知识，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自主研制出一台计算机还是天方夜谭。借鉴他国经验，践行“拿来主义”成为捷径。联络到苏联专家后，事情遇到了瓶颈：50年代计算机多用于军工领域，属于高度机密行业，在苏联国内也是严格保密，更不可能泄露给他国，只能通过外交渠道交涉。当时计算所负责管理设备的万勇熙(音)在和苏联专家电话沟通后，连夜敲开了外交部李强的门，汇报情况。当时已经是12点整了(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时差，当时莫斯科刚刚晚7点)。李强深知此事事关重大，第二天一早6点不到，就找到还在洗手间洗漱的周恩来。为了一台计算机，动用外交部甚至国家总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次DIY，用了8个月
给你主板、CPU、显卡、内存等，多久你可以组装成一台PC？半小时？40分钟？相信DIY高手们用不了10分钟，你知道第一台计算机的组装用了多久吗？整整8个月！
1957年底，通过外交途径拿到计算机图纸后，选择厂址又成了一个难题：并没有适合的生产线。几经商议，敲定了738厂(华北无线电厂)。将图纸送往738厂的途中，时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室主任的吴几康亲自坐镇“押车”，确保图纸安全送抵，虽然不比今天运钞车的荷枪实弹，但仍足见重视程度。
虽然当时主要部件是从苏联引进，国内只是装配，但外设部分还是需要自行生产。738厂主业是生产交换机，当时的外设也不像今天的键鼠、音箱这么简单，包括外设生产、机器组装，这个过程整整耗时8个月。1958年中，第一台“国产”计算机正式下线，中国计算机实现了零的突破。
60年代
虽然有了自己的计算机，但如何在技术和生产上不受制于人，掌握充分的主动权一直是中央的一块心病。当时，计算机中的重要元件——晶体管，是科研中的一个难题。科研组内，罗沛霖和康鹏开玩笑说，如果你能做出晶体管，我就请你吃奶油蛋糕。当时，北京只有友谊饭店招待外宾才有奶油蛋糕，且不定期供应。许下这样重的承诺，足见其重要性。
康鹏不负众望，于60年代初研制晶体管成功。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及不久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块奶油蛋糕后来一直也没有吃到。
6天干完一年的活
60年代，还没有手机、传真，电话也不普及，电报是人们联络的重要方式。1965年，成千上万的电报可难为了北京电报局的领导——按照这个数量，全局员工一齐上阵，不吃不喝也够破译整整一年的。不过幸运的是，1965年开始已经采用了计算机智能破译，这些活儿一台计算机6天便全部做完了。刚满7岁的计算机，让人们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它的强大。
60年代唯一一项计算机发明
这一次的主角还是康鹏。1966年春天，康鹏在408计算机实验室的角落中，为411-c型计算机而冥思苦想时，聂荣臻签发的“发明证书”已经送到了学院。当几级首长们准备表彰他的时候，突然爆发的“文革”不仅终结了“仪式”，也使这60年代唯一一份计算机发明证书下落不明。
“文革”中幸免于难的计算机学者
1966年开始了“文革”十年冲击，各行业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相对而言，计算机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小。一来国家积极扶持，二来计算机偏重于军工领域，属于“文革”中的敏感地带，少有人触及。
60年代后期，抓“右派”风起云涌，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也不例外，一批批老教授被打倒、下放，不过搞计算机研究的几位老先生却幸免于难。原因很简单，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有车来接他们去做实验，晚上很晚才送回来。一来人们摸不到这些学者的动向，掌握不了“罪证”；二来外面秘密的科研工作让他们躲过了白天批斗的高峰期，较少受到冲击。
电报速译，让20位将军目瞪口呆
1969年，国产的第一台自动译报机诞生。此前电报无法直接输出文字，需要人工笔录输出。电报大楼进行表演时，工作人员敲打电报的同时，另外的打印机上直接打出汉字，看到这一幕，当时在场的20位将军个个目瞪口呆。一位将军怀疑打印的纸张是之前准备好的，现场说了一段话，让电报员敲打，结果打印机输出的文字与将军口述一字不差。这在当时堪称奇闻。
自动译报机完成“神话”，完全归功于幕后的大型计算机。大型机在后端解析后智能打印，实现文字的直接输出，成就了让20位将军目瞪口呆的“奇迹”。
70年代
换头不换计算机
“文革”时期过来的老人们都知道，那时候媒体上刊登科学家、工农兵的照片，多经过“换头”。那个强调集体、抹杀个人的年代，除了个别中央领导人外，容不下任何个体的荣誉，但计算机似乎是个例外。
70年代初，“文革”最猛烈的一段时间，林彪视察哈军工，听取专家柳克俊的汇报，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片。林彪是“文革”时期的中央领导，计算机也是当时需要大力宣传的新事物，能“抹杀”的只有柳克俊了，经过“换头”处理后，这张图片被公布在媒体上。“换头不换计算机”从侧面反映了，即使在“文革”最恶劣的时期，计算机还是相对受到了保护。
三分之一参展计算机开不了机
1978年，“文革”正式结束，计算机行业也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展览。不过展会上的“花瓶”比较多，虽然都是进口终端，但能开机的往往只有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中还多数在玩游戏。第二年，徐祖哲(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计算机史料》主编)就写了一篇文章，称中国计算机水平大幅提高，展会上开机率提高了百分之几，游戏率下降了百分之几，后来还被电子工业部作为简报上交。随后，部领导批示，直属单位参展一律不准开游戏，这也成为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则笑谈。
80年代
买计算机要用土标准
80年代初期，鉴于计算机的强大工作能力，一些企业也开始配置计算机。但那时候没有3Dmark、CPU π这些测试软件，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怎么样才能选到一款性能不错的呢？
人们想到了一个土办法：最初计算机汉化只做了3000多个常用字，工作中往往遇到字库的瓶颈，所以计算机中的“造字”功能较为常用。当时很多造出来的字虽然能显示，但打印不出来。所以市场上买计算机第一步就是造一个字，让商家打印出来，符合这条“土标准”了，再来看计算机的其他性能。如果打不出来，直接去看下一家。
15名计算机服务人员
计算机和收音机、电视不同，服务非常重要，但相对于60年代就已经成形的计算机行业，计算机服务却是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
第一批专业的计算机服务人员是1980年惠普帮助中软培训的15名员工。培训结束后，电子工业部领导还接见了他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正是他们，开创和完善了计算机服务体系，使计算机能够更为高效地为人们服务。
倒爷瞄上了计算机
此倒爷非彼倒爷，80年代能倒得起计算机的个人还是相当少见，这个“倒爷”主要是公司。80年代末期，“领教”到计算机的强大之后，北京的国企和部门配备了1000多台计算机，但因为闲置，多数被转手了，一台净赚1万余元，足见早期计算机销售行业之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