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3
龚维蒸老师原为系主任,当时已有50岁,头发花白,是南工(现南京东南大学)双专业的50年毕业的本科生,也是中国第一本《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教材的编写者。在工厂是结构设计室的主任,当时我们有6~7个高中毕业生跟他学模具设计和仪器结构设计。每天半天学习理论和做作业,半天工作。当时的工厂主产品JT-1、JT-3晶体管图示仪畅销,每台成本几千块,每台销售价7万5千块。市场竞争也不激烈。 龚维蒸老师主要给我们上4种课,《机械制图》,《材料力学》,《冷冲模设计》《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结合实例,总是鼓励人,从不批评人,也从没看过他发过脾气,真正的敦厚长者。当时我们基础实在是太差,他讲完一点,总是会问:听懂了么?因为我的好问和勤奋,使我很快在几个人中脱颖而出。2年多的上课使我打下了良好的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理论基础,我当时还花半个月的工资买了铁摩辛柯的《材料力学》硬啃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读了大学才知道,龚老师的课选的是多么准确和有效,使我们一点弯路没走。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学好《机械制图》,《材料力学》,给你半个工程师。对一个电子产品结构设计工程师来说,真是金玉良言。 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张世昌,因为工厂要自制一套4开制版机(用来做PCB的胶片)我被抽调到这个产品设计小组跟他学做结构设计,实际上主要是制图,将他的设计思想,用图纸表达出来。第一天他先让我削只铅笔,结果是他不满意,他削了只让我看,用中华2H铅笔,笔芯削成20mm长的圆锥过渡,铅芯要露出5-6mm长,再用细沙纸磨成圆锥型,笔尖直径0.2mm。他用丁字尺划了一条直线,一边划,铅笔一边转,铅笔与图板倾斜成60度。他说,这样笔尖不会一下被磨秃。然后,他让我写0~9的阿拉伯数字。我写完后,他说,你数字写的不错,我推荐你去财务科,看我脸涨的通红,他说“8”字要这样写,我看着他用l了4笔,每笔4个半圆写成了标准的仿宋体“8”。就这样我跟着他一丝不苟的开始了制图工作。他教会我选择三视图的技巧,运用局部剖视图和重复剖面图的表达方法,特别是强调要精确,简洁,完整的表达零件,不能少表达一个要素,也不能多划一个视图。“让水平低的人也能看懂你的图,好的工程图纸就是一幅艺术划”这些设计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极富创意,教会我巧用机械原理,实现制版机结构和传动的设计。一个个想法从图纸变为实体零件,也使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工作。 事实上,张世昌老师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做的古筝,被淮阴地区剧团长期使用。他甚至教我们自己制做小提琴,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木料和特别的剖料方式。这个问题在我后来带的多个研发团队中,作为有奖问答,几乎无人答出。他给我也是给那个小城留下最深的影响是,当时有一出大热的话剧叫《于无声处》各地都在排演。话剧两个多小时,要反映的情节是24小时。张世昌老师用一座钟改变传动比,加上硬纸板做成大钟面和表针,用缝纫机做车床加工精密零件。钟做成后,挂在舞台上,成功的反映了剧情时间的变化。 张世昌老师家居图书馆,他太太是50年代的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生。当时是县城图书馆馆员,星期天我去借书时,常看他一家都在图书馆院中读书,他看的杂志,书籍面非常广,比如象《化石》,《乐器制作》。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但限于文学类,进工厂后,因工作需要也常借技术书看。受他的影响,我开始读《地理知识》《航空知识》《科学画报》《化石》《考古》《摘译》等五花八门的杂志。 1977-1978是我学习技术的最幸福时光。那样的学习工作条件,可能今天的研究生和一流企业也不能具备,工厂环境在当时也称得上是花园工厂,有良师,有一个好工作,有技术可学,衣食无忧,没有什么竞争,还有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是同事,刚刚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我,真的好象是来到了理想中的乌托邦。
大学的三个要素:名教授,图书馆,实验室。实际上电大仅具备了第一个。当时授课的大多是清华,北大老师。电大也成就一批名师,象教Basic语言的谭浩强,教英文的郑培蒂被媒体评为全国最多学生的老师,他们走到哪里,都被优先照顾,因为到处都有他们的学生。电大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上课,通过电视同步传到各地。由于还没有线电视,用无线接收。电视差转台常出故障,刮风下雨,天线摇摆,转播效果更差,屏幕上往往是雪花飘飘。一节课耽误了,就无法弥补,全靠自学。电大采取的是宽进严出,考试是全国统一试卷,考试地点是相对集中。我们是在地区市的淮阴。完全没有普通大学老师学生面对面的种种便利。 我们那个班开始有50多人,一学期下来就不见了一半,一年后还剩15人,到毕业,只有8个人。我因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每天只睡4~5个小时,整整3年几乎天天如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恒心?说起来,是因为工厂里自己心仪的女孩跟一个驻军的团政委儿子好上了,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够好,因此为了出人头地,发愤读书。实际上,现在想想不可思议,当时就没有跟人家表白过,也许追一下,就是另一种结果。3年下来,人瘦成97斤,而且以后10年如此。 我的毕业设计是“RL-2微波漏能结构设计”那也是我们工厂实际研究设计的一个新产品。用来探测微波设备的微波泻漏能量。微波设备包括雷达,电视发射台等,超过30mw/cm3的微波对人体是有害的。在毕业设计答辩上,我从探测原理讲起,结合挂图介绍了主要器件传感器,又介绍了为将传感器上获得的讯号能在表头上显示出来,需放大电路和转换电路,这就是电路设计工程师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让电路板能放在合适的位置,也为了电路不受干扰,又为了传感器要有合适的形状便于手握,又因为是移动中使用的产品,特别要考虑防振设计,而这些就是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我还重点介绍了产品中需要的一种材料:它即要能够被制成异型。又要能耐高温不变形,还要对微波无反射。为找到这种材料(氮化硼)所做的研究过程。我的报告受到了内行和外行的好评。 我之所以要比较详细的说这件事,是象这样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和设计是非常锻炼人的,也非常有挑战性,在我后来的20年研发工作这样的项目不多。事实上在很多IT公司的研发部门也是如此,我见到的一家国内大公司的名校毕业生,津津有味的在做整机级测试,没人告诉他们,这不能算是研发。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年来国内很多IT大公司研发做的越来越浅,远不如80~90年代的企业。所以,整体上我们工业技术可能与发达国家比现在离得更远。当然有些公司除外象华为,中兴等。
1984年我回南京进了熊猫集团东方无线电厂,工厂主要产品是收录机和组合音响。我先是在工艺科结构室,主要的工作是:在设计阶段审查设计部门的结构设计图纸工艺性;在生产阶段承接设计部门的技术,写工艺流程卡(作业指导书)和处理生产线的技术问题。 就现在看,后一个工作任务就是现在很多公司里工程部的职责。而前一个工作任务在大多数公司没有部门承担,这也是很多新产品样机做的可以,当批量生产时,问题就百出的原因之一。一个通则是,把技术问题解决在前端,将大大降低新产品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这是技术管理者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半年后发生了两件对我有影响的事。第一件事是描图员忙不过来,我去客串帮忙,在描一张图时,顺便改掉了一个明显的设计表达错误。按理描图员是不应做任何改动的,所以这引起了那位设计师的不满,好在负责结构设计的副所长就在旁边,拿过去一看,说改得对,就这样了。并且问我,你怎么会知道要这样改?我说,我是做过结构设计的。第二件事是我审查一个新产品的一套结构设计图的工艺性,正巧就是这位副所长设计的。我找出来其中十几个制图和设计不当问题。我看完后,随口跟旁边的同事说了一下,谁知这信息迅速传到了他耳中,而且也不知怎么传的。据说他听后是暴跳如雷,说我的图纸还会问题,他一个小年青,搞得不得了。我的室主任说,这是个不能碰的人,因为又是交大毕业的,又是副所长,这个时候,我的倔强性格也出来了,说:白纸黑字在那呢,大家都可以看啊。结果却是,下午当面沟通时,他一一修正了问题。 因为这两件事,由设计所长提出,将我调到了设计所。我回到了结构设计的本行,此时我实际上已有了6~7年的冷冲模和仪器结构设计经验。仪器主要用金属薄板做结构件;而音响的结构件主要是塑料件,塑料件的设计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除此以外,结构设计的内容是相通的。我买了能够买到的所有塑料材料和零件设计的书。 塑料因为可以设计成复杂零件,这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三维空间想象能力。业界一直有两类设计师,一类是先设计个大概轮廓,再做一个手板,根据手板,再完善细节设计。另一类是完全想好细节,并用图纸完整表达,再去做手板,这种做法,改动会很小。但非常考验设计者的功力。我是一直坚持后者的做法。同理,做一个整机结构设计,首先要划装配图,没有精细的装配图就匆匆划零件图也注定会反复甚至翻船。 我对设计的定义就是能够将设想和计算通过图纸将其表达出来,并可以成功的做成产品。对设计师来说,关键能力是还没有实物,但这物体已在脑中想象成形。而不是依葫芦划瓢。 调来设计所后,也是新手但有相当才气的丁石藤和我分别独立担任电路和结构设计师,设计高性能的双卡收录机8400。这是个全新产品,全套结构设计图包括装配图,零部件图,我一人40天完成, 我这时才知道,龚,张两位老师教我的专业知识,技术和自己三年苦读加工作,使我已积累了相当的专业功力。连我自己也奇怪,我对塑料零件设计并不熟悉,但遇到问题我总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法,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的同事,相反我倒是经常帮他们的忙。 后来我接触过很多的工程师,发现他们虽然在R&D部门工作了1~2年,但并没有掌握他们那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专业应该学些什么。一方面我为自己感到庆幸,一方面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刚刚工作的1~2年对新大学生太重要了,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指导,会走多少弯路,甚至于就此碌碌无为。 我在结构设计室主任的位上一坐10年,虽然2年后我就就兼职副所长,八年后又做了所长.
总结起来这个产品市场成功要素一是价格低,二是品牌好,三是质量稳定;技术成功要素是通用化,标准化,操作简单,外观美观。
那时候的厂长是一个比较通达的人,一般我们完成一个产品设计就会让我们休整一下。由于多发奖金还是一个困难的事,所以一般都会安排骨干到各地去做市场调研,调研也是真的包括与经销商沟通和自己站柜台做一天营业员。然后会游览一下当地风景。除此之外我自己会利用这段时间和下班时间研究一些技术。 80年代家电产品大量的使用塑料零件,这就带来了材料选择,零件设计和零件连接的很多问题。我开始研究其中的塑料零件连接技术,国内出版物已远不能回答我思考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我开始读《Plastic
1885-1990年在读这些英文资料时,我陆续将其翻译发表在省和国家级技术刊物上计4万字以上。这给我带来了2个好处,一个是我成了中国电子学会的会员,一个是在90年我被评为工程师时免考英文。1992年,经过多年的翻译,研究和实际设计经验积累,我发表了自己10万字的论文集《塑料零件连接技术》(中国音响工业协会出版),这时我在金属零件,塑料零件的设计,连接技术,包括对这些材料的知识,以及冷冲压工艺,注塑工艺有了很多独到的经验,那时候我在工厂对技术问题已不敢随便说话,因为你一说,别人就会认为是对的,就会照着做。在行业已小有名气。 写技术论文不仅使自己进一步理清思路,也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因为你写得时候才会发现,有些问题原来自己并不很清楚,给别人讲课也是如此。写和讲都是与己与人有益的事。我后来对工程师的要求都是要会做,会写和会讲。 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工作,有1~2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就能出图,但在选材,工艺性,易装拆性,可靠性,电磁兼容性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真的需要多年积累。 我后来Interview新员工时经常问什么是电子产品的设计?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设计?但得到的多是大学教材里的隔靴搔痒答案。我的体会是:“结构”对零件而言,就是形状和材料;更多的情况“结构”是对2个或以上有装配关系的零件而言,就是2个或以上的零件它们的结合处的配合形状;对整机“结构”
4. 男怕入错行
94年我有了一个到“西电”去进修计算机技术的机会。一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同创登的招聘广告,就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应聘同创集团新品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工程师,面试当场即被录取,并让我即去上班,面试我的是新品研发中心总监徐一宁,这是一位做人很正的领导,只是由于有时表达过于直白,而没有更好的位置,我对他仍然心存感激,是他让我赶上了这一波计算机热的大潮,开始了10年的IT之旅。
第二件事是不象我们电子行业设计师每人配备几十万圆的电子仪器,这里只是每人一台PC,所谓硬件工程师做的只是做用户层面的测试,他们多是工作1~2年的大学生。而结构工程师倒是需要做真正的设计。只是在这里共事的同事,他们离真正的设计实在太远,虽然也能用AutoCAD画零件图形,但对结构设计的要素掌握。这样的状况在后来的日子我多次碰到,包括我后来与台湾结构工程师的多次交流,我更是对自己有信心:我在技术上走得够远。顺便说一句,台湾称结构工程师为机构工程师是比较准确的,“机构”者“机械结构”也。 我认为中国的IT企业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掌握深层次技术与其R&D的组成人员来源有关,他们差不多都是学计算机的新大学生。很多公司靠这批没有工厂制程的新人做板级研发时,遭遇了失败而在研发路上缩了回去。当时有大批的成熟电子工程师,他们没有及时的向计算机行业转移,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因为实际上除了软件工程师,其它象硬件,测试,结构,品质工程师,他们都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如果有一批人转了过来,再加上新大学生计算机知识的优势,至少中国的PC的板级研发有的跟台湾一拼。今天说这些,确实是过时,但在IT目前又一轮的技术变革面前会有借鉴之处。 第三件事是称谓, 我很快开始了一款PC的结构设计,两个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结构设计还用数控折弯机做了5台样机,面板也用手板做成。在新品评审会上受到了公司总裁的好评。他问这是那个设计的,当知道是我时,他考了我个问题:“散热有几种方式”?我说:“对流,传导,辐射”,他又问我具体的散热设计方案,除了较常见的方案,我还说了“液体散热”。这是我第1次与总裁对话。会后我成为研发中心结构设计部长,有10个成员。 人生的经历是财富。我工作的前几年是设计仪器结构,主要设计金属薄板零件,后来设计音响结构主要是设计塑料零件。现在设计PC机箱,面板用塑料零件,机架用金属薄板,正好将我的技术积累全部用上了。 一个月后我们一群工程师在南方选PC机箱,我分析“保利得”一款机箱的软驱按键装配方式在运输中时可能会有问题,但有人说没有问题,台湾人设计的还会有问题?我们自己设计的才会有问题。结果上市后有30%产品软驱按键因运输原因被撞断,我在“保利得”与他们的工程师商讨解决方法,他们不承认是设计问题,认为是我们的包装设计问题,我请示了老板后,跟他们说,先解决问题,我重设计一个按键,模具费我们公司出,你们帮忙找一个可靠的模具厂,加班做出来。对方同意,结果我花4小时画完图纸,在2倍模具费的刺激下,7天后零件成功,1.5万台已出货机器换了此按键后,问题全部解决。 这时我们再来讨论责任,先是与“保利得”的业务经理谈,我一一把可能的原因排除后,最后只能是设计问题的分析说给他听,在我说的过程中,我每说一点,他就说“是”,一直到我说完还说“是”,让我觉得他同意了我的观点,却不料轮到他说时,他说“我不是做技术的,要找我们的工程师跟你们谈”。实际上他是懂技术的,这位在美国生活了10年的左家骅经理让我懂得了职业立场和谈判技巧。后来“保利得”派来了据说已退休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包装设计工程师,在事实面前,他们还是体现了固执。虽然他们比我们更会说表面上的“对不起”。 半年后集团新品研发中心搬迁至深圳,总裁兼总监,我任常务副总监,我们原来的总监任集团总工程师。开始了我们一群人5年的激情岁月。
我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因地处深圳远离总部,也不太受干扰。总裁一周来交代一次工作。新品研发中心的工作地点是整一层楼,一半是大通间,一半是标准客房,有1600m2。中心相对独立运行,为员工提供高标准的一日三餐和所有的生活日用品,也提供了对外有竞争力的薪水和劳保。员工没有生活之优。总裁的想法是希望封闭式的管理,按项目需求进人,做完了即可带着产品到工厂去生产。中心成立了项目管理部,硬件研发部,PCB
新品研发中心的研发目标主要是PC整机及主板和周边卡,我从南京挑了些大学生也在深圳招聘了一些工程师,整机研发主要是测试,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主板研发开始想依靠台湾的主板研发工程师来带技术,也合作了半年,发现台湾工程师对自己的技术很保守,我们很难学到深层次的技术。台湾工程师撤回后,我们定的策略是依靠Intel
为了确保成功,也为了满足大家跃跃欲试的心情,我们成立3个主板设计组,设计同一块主板,我们根据能获得的技术支持资源,决定做VIA MVP4
阶段性的技术评审会,对一个由成熟工程师组成的team也许不重要,但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是实质性评审,绝不是走过场。如我们规定设计者占项目奖的80%,主审者占项目奖20%,责任同样是这样比率。在评审会上也纪录其它参与者的观点,特别是有不同意见时,不能达成共识时会记录在案,作为今后验证,绩效考核的依据。我还特别注意借助外力,象PCB图会请VIA的资深工程师帮忙check
项目管理主要是跟踪Schedule的执行情况,协调各专业工程师的工作,负责供货商联系,安排做Sample,做产品会议的招集人,总的来说就是做设计以外的所有工作,让工程师专心关注技术。而产品的规格一般都是项目管理,
在那段日子里,大家是鼓足干劲做事,MVP4主板的Chipset Datasheet分章研读,再交互讲解,schematic也经讨论确定,在PCB 经过4~5个月的努力,这批新产品在北京新世纪饭店开了新产品技术发布会。作为业界的一匹黑马,又推出了这样一些自己设计的产品,业界是将信将疑。后来有一批记者和官员来参观了我们的研发中心才冰释前疑。这些产品都投入了量产,在MVP4主板的量产中,代工厂只能做到95%的良率,后来分析是设计余量不够,具体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元器件的“温飘”,一个是元器件制造的本身偏差,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一个好的设计师,他一定要用心做事,技术上的事是躲不过去的,今天没有仔细去核算上下两种工作极限的状况,明天一定会让你十倍的头痛。“天道酬勤”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我平时管理风格还是很认真的,对重复出现的错误我会严肃指出,包括后来我选的副手。开始有的人是很不适应的,但后来看到是一视同仁,而且确实是为了把事做好,也慢慢能适应了。我是一个急性格和追求完美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比较高的人。我有我的一些不合常理的逻辑:当两人同出错,我会批评跟我比较近的人;发产品奖金有争议时跟我比较近的人,我也会给他少些。那时大家很融洽,每周末我基本上都会轮流请部分员工吃饭,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平衡方法。我从不报销,虽然我有那个权力。不报销一是省得解释,二是自己很自信,从国企出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很有竞争力,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的性格本质上是属于急性格的一类人,但一般时候看不出来。因为我在南京时,公司午餐时间,我经常会讲一些故事,我讲的故事往往是我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不是说书本上的东西,这就引起了同事们的兴趣和讨论,常常是到了下午上班时间一群人还围在哪里,津津有味的说不完。比如我说过,不要看现在江南这么富,其实原来江北更发达,理由之一就是:不论吃什么,江南人一概用“吃”一个字,而江北人则会用很多不同的动词来说,象“喝”酒,“嗑”瓜子,“叨”菜,由此我推论中国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我还说过,为什么重庆出美女,是因为抗战时期中国精英大批去重庆的原故,其它象米脂,扬州,上海,哈尔滨特征都是历史上都有大批外来人口的迁徙。所以那时我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人。在深圳容易发脾气,客观的说,主要是求胜心切,压力大。我们总裁是郭台铭那一类型的人。 我以前单位的党委书记,见到所有员工都会微笑,后来做了厂长,压力大了,很快脸上没有了笑容,一年后又做了党委书记,笑容才又回到了他脸上。我的好几位同事,几年后,在做了部门经理后,都对我说过,现在可以理解你那时为什么那么急。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直到今天我的修养远远的不够,我仍然做不到“喜怒不露于色”。 公司是较早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每个员工进公司都会发企业文化手册,其中的“同心创业,共享未来”,“陀螺理论”给我影响很大,前者是有现实的利益,公司买了一大块地在为员工盖宿舍,是看得见的;后者是很形象,说得是:陀螺在旋转时才不会倒下,而且越快越稳定,越不会倒下,所以大家要拼命工作才能赢。企业文化是一个想永续经营的企业的基石。其实好的企业文化道理不难理解,难的是员工的真正认同和将其溶于工作中。我们那时的状况,一方面公司急于要看到成果,一方面在深圳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干一份活,拿一份钱。因此能够凝聚一批人材,在人员流动率比较高的深圳保持了人员稳定,并且快速出了成果和人才。今天回头看,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是公司有一定知名度,薪资福利对外有竞争力;第二是大家有事做,有技术学;第三部门风气正,奖罚分明。第一条是公司作用,后面的两条有我和大家的努力。
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时不是你不想稳定,是企业做着做着就不行了,你不得不做新的选择。1998年国家规定军队不准经商,在军队彻资,集团人事变更,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下,公司从全国性的大公司收缩成地方性的小公司,研发中心难以为续,宣布解散。我面临新的选择。这时国内有很多家电企业想进入IT业。经过几年的IT产品研发,我对IT产品有了一定的技术和市场感觉。我给TCL李东生,海尔张瑞敏,康佳陈伟荣,新科秦志尚,创惟黄宏生分别写了mail
我们还研发了基于ARM的以Creator
工程师研发产品往往追求性能指针,设计的产品能代表什么什么水平,追求他认为有用的多而全的功能,往往忽视市场的时间需求和用户的实际需求。有时候,当影响公司的大局时,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扭转的。如果不影响公司的大局,通过事实来教育新人,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你不让他试,就证明不了利弊。付这种成长的代价,其实也是体现一种企业文化。 海尔有个“8号会”,即每月的8号,集团的经理级以上的干部会,大家天南海北的集中到青岛,地点在总部的海尔大学的阶梯形教室,开会时用多个投影仪,每人坐位上有麦克风。一般会上有三个内容,第一部分是各生产公司,销售公司的营业额排名,有准备好的报表,时间10几分钟;第二部分是重点,是案例讨论,案例有专人准备。用录象,录音客观反映这一个月发生在某个生产,技术,销售环节的一件事。然后讨论这件事的全过程,哪个环节做的对,哪个环节做的不对,对在那里,错在那里,怎样改善,这个案例重点放在管理层面,避开技术细节,以让大家均可参与。讨论由张瑞敏自己主持,这个时候,特别能体现张瑞敏的视角独到之处,体现他的逻辑能力,洞察力和把坏事变为好事的能力。 海尔还有个“9号会”,即每两个月的9号开新产品推介会,由在全国各地的10个研发公司和集团空调,冰箱,电视等公司的设计所介绍这两个月来的新产品,场面做得很大,有实物,有图片,有演示。特别要介绍产品有什么市场“卖点”,产品处于同行的什么水平。然后由张瑞敏点评,最后由各销售公司经理填销售需求表,任一产品销售需求不足3万台,不能投产。 1999年,深圳高交会期间,我陪他看了展会,并请他到深圳海尔科技给工程师们讲了话,张瑞敏说,做事关键是思路,海尔有品牌优势,服务优势,量大优势,你们做技术要善用这些优势,要借力去做技术整合,否则这几个人能做成几件事。他认为,核心技术固然是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还是为了赢得用户,在核心技术一时难求的时候,我们如果已经赢得了用户和用户的忠诚度,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张瑞敏内心充满做第一的激情,但又充满理智。外表气定神闲,说话从不急躁,但一语中的,极富人格魅力,他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型企业家。 海尔在全国各地网罗人材,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成立了10个研发公司,以改变海尔的技术形象,这些研发公司投入较高,人员待遇也比集团本部的技术/管理人员要好,在中下层也带来一些管理上的冲突。
在今天的职场,很多的国内企业第一看重的还是文凭。而外企的做法是对5年工作经验以内的人,其文凭占比较重要的录取分数;对5年工作经验以上的人主要看其能力,绩效,越是工作年龄长,其文凭占的录取分数就越小。 这里我抄一个小故事: *********
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想着, 想着,
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
能力好,不肯出力,自然绩效不好;还有一种情况是个性问题,我就碰到过一个工程师在接研发项目时会提种种条件,往往因此失去做项目机会;难得接到项目,研发时碰到问题又老是说别人的问题,搞得左右都不协作,绩效当然不好。 世上有两种成功的工程师,一种人是靠过人的聪明.。在熊猫集团东方厂时我的上司丁石藤(现在复旦大学工作),后来在ABIT时的YT-lee都是属于高智商的人,他们读书不吃力,成绩优秀;工作绩效也好,也不用靠加班熬夜。但这毕竟是属于很难找到的极少数人,我这么多年和那么多工程师共事,真正聪明的人也就碰到2~3人。大部分人取得成功,确实要靠方法和勤奋。
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都会让一些企业掉队,经历了潮起潮落,心中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也特别关注行业前几名企业的状况,也有意识的参加一些技术论坛,展会认识一些人。
鉴于我家在南京和他们给我的良好待遇,2001年初我接收了这个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的职务(无总经理),从“0”开始筹建。我将深圳海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职务向海尔集团推荐,交给了我的副手杨宏春接任。 ABIT股票当时刚在台湾股市上市2年,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一种效应,因为这样,台湾股票就会涨。台湾的总经理一再强调不要急,技术人材的培养要很多年,招聘应届毕业生慢慢培养。要有“永续经营”的思想和做法。这也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那时已给自己定位为技术管理,因为要做大量的各种培训,也使得我又一次去update和总结一些研发流程和绩效考核方法,也去读了大量的管理类书。这里面有很多话题
同规模的台资企业比大陆企业的管理要先进5~10年。就研发来说,EVT、 DVT review,零件承认流程,新品试生产流程,网络化的Debug 台资企业为大陆企业带来了技术和精细化的管理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
台资企业到大陆,短期主要是为了低价劳动力和降低其它营运成本,中长期是为了占领大陆的市场和在大陆的生存发展。因此台资企业对大陆技术人员是低技术的定位,他们并不想让大陆技术人员真正掌握高端技术。台资工厂纷纷迁移大陆,造成岛内大工厂批中低阶员工的失业对台湾研发工程师刺激很大的。这几乎牵扯到台湾家家户户,控制高技术向大陆转移也是台湾政府的政策。因此在台资企业学不到深层次技术也是正常的了,而且一旦发现大陆工程师的快速成长,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必然要利用机会采取一些手段来遏制这种势头。 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管理干部换人是频繁的,我了解的一些公司部门主管基本上一年换一个,并且还有同时派了2个主管来,让下面的工程师无所适从,还有一些台干依靠权力在做管理,这都给工程师都留下了不好的感觉。在人际关系方面台资企业有与国企一样的弱点。我在ABIT苏州研发中心常务副总经理位上一做4年多,而且还兼职ABIT的工厂-----“罗礼科技”的工程部协理,是个例外。这不仅是指时间,还指职务,在台资企业大陆的干部,一般做到课长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这实际上也是大陆优秀人材把台资企业作为跳板的原因。 台资企业到大陆,公司高阶干部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需动作,但中层和以下干部多数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们还是没有做长期的打算,也不和大陆员工做比较深入的交流,他们的交际圈子还是台湾人,并没有想融入当地社会。
比如采用“团队合作”或“个人英雄”的做法。面对一个技术难题,在基本上都是新手的Team中,我们一定会多用“团队合作”,先大家讨论分析再Debug的做法,依靠大家的智能来解决问题。而对一个成熟工程师,我们多会用“个人英雄”的做法,因为可能对他来说,你还没讨论完,他已经搞定了,在这一阶段靠的是个人的力量。而后续,我们还是“团队合作”的思路,会要求他写出Debug的思路和方法,以做技术传承。有的工程师不愿意写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否决项。不愿意做技术传承的工程师,不能在这个中心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天条”。 在建立规则方面,行为准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没有这些做共识,在做项目时会有很多磨擦产生,那个时候,一方面要解决技术问题,一方面再要讲基本观念就难了。因此在新手的培训期,要花大力气灌输。 第2层面的规则是组织架构,职责划分。中心的主要项目是主板和VGA卡的研发,我们成立了项目管理部,硬件研发部,PCB 第3层面的规则是研发流程,技术方法。我们又一次的update板卡的研发流程,这一次我们在研发流程中特别加了几个内容,一个是每一环节的工作输入和工作输出;另一个是每一环节的所需标准时间,这个时间是按一个成熟工程师做的时候需花的时间。当项目有差异时,在绩效考核时再评估;再一个是加了每一个子项目的责任人栏目。 技术方法是指PCB layout 第4层面的规则是绩效管理。日常绩效考核主要是考核每个人的团队协作和部门公益性事务的执行情况。技术方面我们对项目的每个专业及每个阶段都规定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品质的考核标准。例如,对主板的EVT阶段(设计后第1次)做的Sample,工作品质的考核标准是一开机就能点亮,功能全部实现,主要性能指针也均合格为优秀;一开机就能点亮,功能全部实现,主要性能指针经过3天以内的Debug可以实现为良好;开机点不亮,功能,主要性能经过5天以内的Debug可以全部实现为及格。(制程问题除外)。对主板的DVT阶段(设计后第2次)做的Sample,则除BIOS和Driver以外,所有硬件问题特别是PCBlayout问题都已解决为优秀;经过3天以内的Debug可以解决为良好;7天内的Debug可以解决为及格(制程问题除外)。 我们会半年更新一次这些绩效考核方法,对这些内容,开始工程师们不以为然,但慢慢地大家感到了一种方便,一种公平,发现也是一种了解自己水平提升自己的方法。
管理靠流程,规则,方法这是管理的科学性一面,但管理还要面对人,而人的思想是千变万化的,要选择一种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这就需要管理艺术。一个团队需要的这种管理艺术越少越好,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直面事实,不要考虑“面子”,个人利益,为什么还要艺术呢?所以“直面事实”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管理靠流程,尤其是关键流程不能省,我不止一次的碰到科学规律带给我们的惩罚,一个产品从研发到市场,要走过的路,恰似婴儿到成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少走弯路,我们不可能跨越某个阶段。当我们没有把试生产的问题都解决,当我们没有把该测的项目都测过,以侥幸心理对待,等待我们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当然,管理者要分析判断的是针对一个产品的状况,那些是“关键流程”以及如果要跨越某个阶段的风险评估。 管理靠细致,对作业面的所有工程师“心细如发”可能是共同的个性特质要求。硬件工程师在Debug一片板的时候,最基本的是先看有无连焊,虚焊,漏焊和错焊,这需要的就是心静心细。测试工程师在观察,描述一个Bug时,心细也是必要条件。因为有工程师在写测试报告时经常丢三落四,特别是把“----不能Pass”,漏写成“----能pas” 管理靠方法,才能少出错误,我们的软件工程师有时一天update几次程序,可往往最后的一次更改,不是在上一次的程序上,错改到上上次的程序上,这是缺少版本号的管理。借助一些规范化的表格,比如设计文件List,Debug分析纪录List,试生产Check
研发工程师的工作特性是需要安静少被打扰,以利于他的思考;而且工程师又往往爱面子------虽然这不见得是对的。因此借助网络的管理是很好的方法,因为透过网络传递信息,过滤了人的情绪化,而且文字有追溯性。除了Email,我们用了 在各种研发电子文文件的管理上,先是做好了科学的分类,并且有专人来定期整理和更新,当资料越来越多,后来又考虑开发象搜索引擎一样要能够有方便的搜索功能,这样可以大大方便有效利用,只惜这件事没做完。 对不同层次的研发工程师需要不同的管理,对有项目经验的工程师我基本上是做目标管理,仅看结果;对新手则要更多的关注过程,否则也许就会“翻船”。.我对项目管理的成败判定标准是:设计一块主板,如果出现了原理性的错误;或者如果schedule延迟了10天以上,那一定是管理问题,而不是设计者的技术问题。 对不同专业的研发工程师需要不同的管理,比如对测试工程师,他们工作中对创新要求并不高,更重要的可能是细心和逻辑分析力。我给测试工程师3个目标:第1个目标是能够按时并一次将被测主板的存在问题都测出来;第2个目标是能够对测出的问题做原因分析;第3个目标是对测出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完全达到这3个目标,可能他需要在这个专业上做8年以上。同时为了让测试工程师知道自己处于何水准,我们设计了2个考核指针:用每一测试项目所花时间与标准测试时间之比来考核其工作效率;用一次bug测出率来考核其工作质量(这个指针得出,需要该产品后续的测试结果,故不是实时考核指针。) 我们曾经做过全年的统计,在研发阶段和量产阶段对那些看表面现象是技术造成的问题做分析,结果令大家都很吃惊的是有70%的问题是在管理环节可以避免的,只有30%的问题确实是当时对技术掌握不够造成。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国内IT公司的总裁,发现真正认识到研发中心缺管理的不多,实际上是国内IT公司研发中心不仅缺技术同样缺管理。
一个工程师应有技术专长,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工程师要想具备一技之长,应该有一些基本能力。分析能力就是其一。这么样养成面对问题先分析的习惯?有这样一件事:中心规划了要开发一个加密软件,作为主板的附件。我记起几年前看过的《王选文集》其中的“软件规划”,内容是我迄今为止最有实际指导价值的。我就请我们的一位同事去买,也特别对他说,重点是要看其中的“软件规划”。他是复旦的应届毕业生,跑了一趟上海书城和科技书店,就说买不到,就说没有办法。我当时说给你3天时间,买到后再来上班,3天都买不到,就不用来公司了,他委屈的要哭。结果在同事的鼓励下,还是又去想办法了。结果第2天就买到了。我相信这件事对他刺激是很大的。这里面就存在着对一个任务“分析”的问题。(当然还包含着做事的观念) * 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在量产的产品中,我们多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主板上的某一个chip,有些生产日期的产品在主板做高负荷的测试时,会有批量不良,分析发现是因为这颗chip在不同生产日期,因其制程的微小差别和电子元器件本身的“温飘”,造成住板上某个输入或输出的信号偏差超出容许范围。对这类情况,有人认为这在设计阶段不可能被发现的,所以要在产品生产后做比较多的做高负荷测试以后,才会抓出这些问题。应该是这样吗?硬件工程师
除了基础知识的补充,基本技能的培训,我们还尽量的争取让新手早日介入项目设计,这正如在球场上运动员在运动中才能进球。在设计中碰到问题并解决问题,那种印象要比听别人讲深得多。 我后来还兼管了工厂的工程部,用这套办法稳定了技术队伍并由此吸引了很多周边同行厂的工程师来加盟。那些在别的公司互相提防,技术封闭的环境下工作的同事,到了我们这种开放的环境,激发了很大的学习和工作热情。
自我需求金子塔理论马斯洛Abraham Maslow 提出了人有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需求这些由 a 至 e
对处于不同需求阶段的工程师首先要对他们心态的了解。比如对从农村来的应届生,他可能最需要的就是一份不错的工资和稳定的工作,他不怕辛苦。而上海本地的应届生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可能不愿意工作太辛苦。在工作安排时要做相应的考虑,前提当然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对已在其它台资公司做过几年的工程师他们可能最需要的是做项目标机会。我们就要尽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否则就会留不住人。
为了大家对工作对技术有热情,在开技术研讨会时,为鼓励发言,我们采用发言计分,纳入日常绩效考核;我们还自编了随机抽取发言人的小软件,以保证公平性。
对成熟工程师我经常提一些需将技术知识贯穿起来的问题,以激励他们把技术融会贯通。象“在计算机上当你按下一个‘A’字,键盘有了什么反应,信号怎样传给主板上的南桥,CPU又起了什么作用?显卡怎么样接受信号传给显示器”?“为什么在主板不能开机时,既能通过改电源电路硬件解决,也能不改电路硬件而通过改BIOS相关参数解决”?还有“为什么PC有BIOS,OS,Driver,AP 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两块热土,就外部来说有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就内部来说对工程师们公司种种的不适应,造成工程师们的频繁流动,其结果于自己于公司大都不利。我在这2个地方都工作多年,所管的研发团队都保持了优秀人材的相对稳定,总体流动比率大大低于同行平均水平。总结起来也觉得并不是很困难的事。第一,一份中等或以上水准的薪水是首要条件,毕竟大多数工程师没有达到“住”无忧的经济水平;第二,有想做的事可做;第三,有技术可学,毕竟市场竞争激烈;第四,所在的部门公平,人际关系简单。如果再提一点高要求,那就是个人有发展空间,公司有发展前景。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变革的时期,整个社会显得浮躁。大陆的青年工程师已极少有人愿意“十年磨一剑”。往往做了一年项目助手,第二年就想做主要角色,第三年就要做Leader。而且一旦达不到个人目标就频繁跳槽,致使成不了真正的技术精深的专家。而台湾的青年工程师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测试职位也往往愿意一做十年不改行,成为专家级的工程师。 大陆工程师频繁跳槽最主要的表象原因是外部机会多。其次就是薪水低,学不到技术,公司环境不好。事实上频繁跳槽,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台湾也是这样的状况。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眼看着房价节节上升,十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房,这时应遵守的职场伦理就被丢在了脑后。而所在的公司因为前期投入的培训费还没收回,薪资自然是慢慢的加。这样跳槽就在所难免,“存在就是合理”既然他到外面公司能有大幅度的提薪,为什么原公司就不能做到呢?可能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结果多数还是双方受损,所以如果大环境不变这是公司和个人还继续要承担的阵痛。 大陆年青工程师从学校的教育到社会的现实看到的都是极端的功利性,因此学技术也还是为了改变目前的处境。当公司看出这种风险,又不愿意大幅度加薪,采取的方法就是,技术封闭,技术分段,这就形成了不良循环。 来自草原的人,来自东北大地的人性格大都粗圹,来自江南水乡的人性格往往细腻。地域对人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台湾工程师的技术封闭,不太愿意分享还有原因是地域差异带来的个性差异;一般的说大陆工程师比台湾工程师更愿意与外界交流。因为即使都是台湾工程师,他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多。这从两岸的专业技术网站上也能看出,大陆的技术网站上有很多技术深层的东西。 中国文化教育与西方教育最大的区别是缺乏一种建立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思维。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演变而来的教育带有过强的“艺术性”,目前中国教育中和报刊上的“隔靴搔痒”文章,是一种不好的示范和引导。台湾工程师比较早的吸取了以西方和日本的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先进方法,在精细思维,执行层面的细微处体现了长处。 两岸工程师共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公司应届毕业生从学校一出来,就到了研发部门,缺少对新产品的生产制程知识和经验,设计的产品不利于批量生产。原来国企培养应届毕业生,都是先在生产线工作1年左右,优秀的选拔到技术科(工程部)再1~2年左右,再选合适的到设计所(研发部门),这样选拔出来的工程师才能研发出方便量产的产品。就硬件工程师来说,不应跳过这一重要环节。 大陆优秀人材在台资企业没有归属感,因为台企虽然都大幅投资建厂,但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就因为他是台湾人就可以做主管,而大陆人材即使很优秀也只能做课长。很难做上去。更不要说象在大陆企业优秀人材有股票等的利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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