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于我，就像个熟悉的故人，久违多年，却从未在我的生命中走远。这些年我总是做同一个梦：马上就要高考了，可是什么都不会，火急火燎的翻书却找不到答案，于是在惊恐中醒来……

每当我的人生遇到拆不掉的压力，这个梦就会出现，提醒我去面对人生的艰难。

我经历过两次高考，这在高考生里并不稀奇。我有个朋友当年一心想考中央美院，接连复读了四年，最终还是去了川美，白白浪费了最好的四年时光，如今却是圈内小有名气的青年艺术家，也算造化弄人。

“我要复读”，我特别平静地走出考场，跟我妈说。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比今天热得多。

直到高考前一个月，我妈才发现我上学放学是不背书包的，她说：那你怎么写作业？她不知道的是，我已经两个月没写过作业了。

那是一段特别叛逆张狂的岁月，我和同学逃课去葬淹死在水池里的猫，爬上天台聊梦想，去广场参加义务献血，到理发店把耳朵打成马蜂窝。我拿到了别人挤破脑袋也拿不到的自主招生名额，又轻轻松松浪费掉了。

我妈说，复读可以，由着你的性子不行。你之前生活的太滋润了，去县中学受受罪吧。托了一位邻居的关系，她还真给我找到了学校—一所据说每年都能出几个清华北大的县一中。

开了四小时的车，请校长吃了一顿饭，入学的事情就算搞定了，我被插进了高三最好的文科班。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集体生活。一进宿舍门，一股潮湿发霉的馊气扑面而来。10平米见方的宿舍，密密麻麻摆了十三张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每个人的床下都摆着一只暖瓶，一个脸盆和一个大号的水桶。

留给我的只剩位于过道中间的行李床。把床上的杂物一一清理完，我们才发现头顶居然没有风扇，时值七月，屋里就像一间桑拿房。我问旁边的女生：没风扇？她说，对。随后补了一句：暖气也没有。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四周，连一个电源插头都没有，与其说这是宿舍，不如说是一只巨大的集装箱。

班上有七十多个学生，岁数都不大，当地普遍上学早，还流行跳级，最小的才十四五岁，大多来自农村。读书，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教历史，操一口方言，说得快了我便一句也听不懂。他疯狂崇拜毛，梳和毛一模一样的大背头，背起语录滔滔不绝，来北京必去纪念馆凭悼一番，颇有穆斯林人去麦加朝圣的感觉。

英语老师据说是他当年在师专时的同学，两人素来被传不合。他讲课有些娘娘腔，爱拖堂，背微驼，站在讲台上总像没太吃饱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讲一篇关于dragonfly的阅读理解，一直在说“飞龙”，我开始在走神，后来越听越不对，突然想起来，什么飞龙，那不就是蜻蜓吗。

显然，这里的师资并不突出，高考成绩的取得依赖的是近乎魔鬼式的管理。这里严苛的就像一座监狱：早上6点出门跑操，跑完到教室开始晨读，然后上课，晚自习上到10点，除了中间的吃饭和课间休息，全天几乎都呆在教室。

由于老师经常拖堂，厕所又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没有多少解决生理问题的时间。许多等不及排队蹲坑的女生直接尿在坑外，地上尿流成河，常年是一摊摊尿渍和风干后的手纸，十米开外都能闻到浓浓的尿骚。

中午吃饭的时间倒是很长，可是吃那样清淡的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最难过的大概还是回到宿舍。睡在我旁边铺位的女生有严重的狐臭，风一吹，简直就在上演聊斋。没有风扇，漫漫长夜她只好不停用纸壳扇风，一呼一扇之间，臭气就钻进了我的鼻孔，避无可避。

听歌是唯一让时间过得快一点的方式，我学当地的学生，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台随身听。听腻了磁带，随身听也能听广播，最爱听的是各种深夜谈心节目，听听各种狗血人生，也便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算糟糕。有一天深夜，我听到一个女孩讲自己小时候被亲生父亲强暴，听完久久不能入眠。后来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了当时的青年文学刊物《青红》上。

因为不能洗澡，大家只好去厕所打水往身上浇，这就是我一进宿舍看见的水桶的用场。夏天还好，后来天气转凉，我渐渐落下了痛经的毛病。

冬天终于还是来了。教室也没有暖气，上课要穿着大衣戴着手套，走到哪里都是冷飕飕的，鼻尖始终又红又硬，总觉得不能碰，一碰就会掉。厕所的尿渍迅速结成一团团尿冰，去上厕所不止要掩鼻，还要防滑。宿舍彻底冷成了一个冰窖，比我在夏天能想象的冷还要冷上十倍。睡不着，可是也不敢失眠，失眠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就要里三层外三次穿好衣服出去，来来回回折腾个几次，就到了起床的时间。

那是我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县城，没朋友也没亲人，身子是冷的，心也是冷的，好像被困住了。一闭上眼什么都涌向脑海，睁开眼却一片茫然。

在那里，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慢，每一天我都在倒数，向往高考的来临。校园很大，没有称得上美景的地方，却仍够走上半天。烦躁的时候，我就绕着中心花坛一圈圈走，我跟自己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后来我遇见再大的挫折，都想起那一年曾对自己说过的话，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