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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标题，同学们可能就有疑问了：贪污是文化吗？我说，可能吧，因为在中国，贪污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再不客气点儿，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说，贪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一、 寻找贪字早期的仙迹 
　　其一、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代《册府元龟》卷307《外戚部.贪黩序》。 
　　其二、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 
　　其三、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其四、贪人败类。见于《诗经. 大雅.桑柔》。 
　　从这些最早的有关贪的定义里，可以看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循财。玷官是有污点的官，我觉得叫脏官最合适不过了，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可叫作赃官。这里我们就可以下定义了，贪官，是以追求财产为目的的官员，其表面是黑的，其本质是肮脏的。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东西自古就有，延续到今天，居然层出不穷，越涌越多，导致我们不得不把它列为文化现象之一种来进行研究了。 
　　二、 贪官始于何时？ 
　　其一、始于汉时。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3《除贪》。 
　　其二、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见刘泽华，王兰仲《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其三、认为自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见翦伯赞《贪污列传序》，载《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版。 
　　其四、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见周怀宇《贪官传》序。 
　　有关贪官起源时间，就这么四种说法.也许我这么一种排列方法很让人泄气：华夏文明有多悠久，那贪污历史也就有多悠久，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三．传统贪污之手法 
　　贪污不外是贪钱，贪权，贪色这三样，现在的贪官不成器，在这方面也没有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是钱，权，色三字。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变化。这里，拣关键的说几种。 
　　其一、买官卖官 
　　现代国人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也不含糊，可古代比较文雅，不这么叫，客气地叫作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封建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政府，就是个大卖主。 
　　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更奇怪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恐家贫者为吏，必贪，故也。按当时的行情，交钱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赀算四得为官，也就是说，皇家卖官打了折扣－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中国史料向来不屑于数字的精确，所以，一代名人司马相如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郎之职，景帝给他打了几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居然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卖官去当清官，可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甚高。 
　　武帝后期，自由民主之风甚炽，大开卖官之范围。东汉中后期，卖官几成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汉灵帝一代明君，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在京城皇宫宫门外，公开贴榜，标价出售。《文献通考.选举八》载：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说，我真有点后悔，太便宜了。《资治通鉴.卷58》载：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灵帝因以有清名而减价，让他出三百万钱升官。吴思给司马直算了一笔帐: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俸禄每年两千石，时价二千万，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便宜透了，打折不足二成。问题是，300万的钱相当于太守19年的工资总和，不打折，则相当于太守128年的工资总和。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直二折的钱也拿不出来，请辞，上不准，司马直自杀！ 
　　到了清朝，　赀选改称捐纳。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的李卫，就是康熙年间捐纳出身的。详情参见《清史稿.李卫传》。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300万两白银，子比父强，嘉庆时则达到400万两。 
　　其二、买法卖狱 
　　在中国办案，靠的似乎不是律师的专业本事，而是非专业之外的交情，比如他给你办案，向你吹的，不是他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辩才，而是他跟法官的交情。而这交情，一靠熟，二靠钱，我把它总结为买法卖狱。如果不信，请看方苞的《狱中杂记》。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遂成《狱中杂记》之名篇。篇中说：犯人临刑前，有人会找你谈心。如果是凌迟处死，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如果是绞刑，可以一上架就断气，也可以绞上它个两三回。总之，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意思够了，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意思不够，叫你生不如死，　死又不得好死。看了方苞的文章，你就会明白，电影武打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一句哥们儿，来点痛快的，竟然全是虚的。如果没有银子打点，你临死找痛快，没门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就是被缢了三次才死成的。　维新人士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走上了刑场，他却不知，他的家人为了他能全尸，费了多大的周折。谭受的是斩刑，斩刑也有诸多讲究，一刀下去，头滚老远，痛快是痛快了，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象。如果一刀下去砍不死，需要再补一刀两刀的，更不是个意思了。最高级的斩法是，一刀下去，头断皮连，人即咽气。后人再出钱找人，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与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问题是，要想得到如此斩法，需重重的下贿钱，否则刽子手不干！ 
　　一个社会，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整座大厦就完了。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贪污小伎俩层出不穷，更关键的是，似乎也用不着什么伎俩，只要当个官就行，直接往家拿就是了。试举一例，淮军统领卫汝贵，临上朝鲜作战前，领饷22万，老小子一点也不含糊，先往家里送了8万。放我，顶多拿2万，一下子拆走三分之一强，老小子久在官场，贼胆当然比咱大多了。

四、古代中国是如何反贪的 
　　 
　　其一、尧舜时期，中国即开始反贪了。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澄清三个侧面：其一，那时候是否有官员？其二，是否有反贪条例？其三，是否有贪官落马的事实？当然，如果能找到尧舜时期就有反贪局的史例就更好了。 
　　众所周知，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尚书.尧典》上有平章百姓的记载，含义就是处理百官事务，同时还记载制订了五刑。尧用舜作自己的辅佐大臣，舜修订并放宽了五刑，用流放代替死刑，同时在五刑中确立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到处罚，怎么处罚，《尚书.尧典》记载说：鞭作官刑。孙星衍解释其含义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其实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 *** 不离十，不外是打屁股罢了，估计跟明朝的廷杖差不多。《左传.文公十八年》里记载，春秋时鲁国史官太史克讲述了尧帝时有一个反贪故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无。聚敛积安，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缙云氏不才子太不象话了，贪侈过分，既不三讲，也不够三代表，就被流放到边远地方打鬼去了。 
　　舜为帝时，也处置了一个贪官，名叫伯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这样描述他：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这话翻译过来就有意思多了，说伯封贪得象猪。不过，时至今日，拿贪官比作猪，实是对人家猪类的一种侮辱，对不起了，猪们！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有惩贪条例。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贪以败官为墨，羊舌鲋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其二、殷商时不任用贪官。商朝初建，继承古代鞭作官刑，制订《官刑》。《尚书.伊训》载：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殉于货色，桓于游败，...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这话翻译过来更有意思了，苦口婆心的，跟咱们现在的政府反贪一个腔调，连哄带吓：贪财，贪色，贪出国游玩，身为官者，占其一，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 
　　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尚书.盘庚》载盘庚一段话：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作丕刑于朕孙。朕不肩好货，敢恭先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干部，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今天我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听党的话，不要贪恋身外之物，要努力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精神，紧紧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皇中央周围，以德治国，与时俱进。 
　　其三、西周出现惩贪法。周穆王时期，吕候制《吕刑》，内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五疵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其四、春秋时贪污泛滥。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任用贪官，各诸候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小官小吏竞相效尤，贪风甚炽。《诗经》里的名篇，如《硕鼠》《伐檀》等，皆有刺贪之意，约相当于现在的民谣，一句话，政府反贪不力，民谣即兴，古今一理。 
　　其五、封建社会反贪。 
　　汉代开始惩治官吏的经济职务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前者，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人；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的小吃小喝，而文帝的规定就严多了，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但事发　，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没有出现如今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 
　　宋代重视反贪，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不过，也没发现有什么效果。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明代，由于朱元璋同志出身贫苦，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元璋同志还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间，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譪慈祥。为反贪，元璋同志甚至不惜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残联同志－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没有儿女，一人吃饱全家不饥。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元璋同志就有点不耐烦：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元璋同志忘了，老子云：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元璋同志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终于发出了如下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参见《明朝小史》卷二）。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当官久了，都成奸贪之人了。他整不明白，我们更不明白了。洪武二十五年，元璋同志颁行《醒贪简要录》，这东西虽然无缘得见，但估计跟我们一度流行的，政府提倡官员们携妻观看的《生死抉择》《大雪无痕》相类似，也就是给正在贪污的同志们提个醒，没别的意思。 
　　英明如雍正，乾隆，也对反贪无可奈何，无奈中，始创养廉银。养廉银制是年羹尧提出的，但年同志是个大大的贪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如今，我们一直嚷嚷着给公务员加薪，估计内里也有个养廉的意思，当然，给公务员重发养廉银的呼声私下里也有。只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人性的欲望是无限制的。 
　　于是乎，古代反贪，出现了以下几种怪现象：第一，越反越贪。据有关人士查史料，有关贪污之记载，远古至先秦，78起。秦汉至唐末五代，460起。宋代包黑子云：赎货暴政，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什一，贪吏十九。明代，《明史》载：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初，林起龙奏称：今贪官污吏遍天下。当今，老百姓编的名谣也挺好玩的：把当官的挨个儿枪崩，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崩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第二，越贪越狂。东汉汉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万钱。敢接皇帝弟弟的贿赂钱，够狂；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前三年，达不到皇上的例有赐给，不得不向权贵严世蕃馈赠银子1500两。敢接皇子的贿赂钱，更狂了；清代年羹尧事败抄家时，抄出现银百十万两。有人计算，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也够狂的。至于和珅，财产多到没法计算的地步，大家只约摸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于嘉庆吃撑着了没，大家也不得而知，后来梁启超给统计出一个数字：和珅家产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和大人简直是狂贪无边了。第三，贪中反贪。现代也有人提醒，要警惕用腐败的方式反贪，其实贪中反贪古已有之，我们再警惕也没用。仅举一例：山东巡抚陈祖辉，贪。乾隆令浙江巡抚王亶望前去反贪。王反着反着，自己就私吞了一部分。事露，再派和珅前去反贪，和珅又私吞了王家一部分财产，并猎获王家绝色少妾吴卿怜居为己有，改用一句歌词，可谓是贪污着你的贪污，腐败着你的腐败。 
　　下面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封建统治者反贪决心与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贪污却不可遏止呢？按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端坐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贪污群体。皇家的排场，奢侈与权威，对下层官员构成一种致命的威胁，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否则项籍与刘邦不会在看到始皇的仪仗后，一个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一个悄悄的立志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总之，皇家集团的存在，恰好构成了贪官的榜样。领袖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太正确了。历史上的贪官惩而不绝，前仆后继，皇家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 
　　其二、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这话也太正确了。皇家与它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同属一个窃国团伙，两下里联合统治，剥削人民。遗憾的是，大盗小偷之间各层次经常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看看，打完天下后，兄弟们光争功就争了一年多。当然了，以后的和平日子里，分赃争斗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为贪污与反贪。总之，皇家统治比较强大的时候，贪污有所收敛；皇家统治比较薄弱的时候，贪污比较嚣张。新王朝初期较好，王朝末世最糟。 
　　其三、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是造成贪污不止的组织与技术原因。西哲云：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腐败。吴思更是感叹：恶政下，皇上也是冤大头。也就是说，制度与体制的原因，导致皇帝也无可奈何。朱元璋有此体会，康熙更是黑天白夜的为此发愁。打一个比方，肉是臭的，却不想让它生虫，成吗？ 
　　其四、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确立个人财产私有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导致有钱阶层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保障，至于有权阶层，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之财，缺少理性的使用与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权有钱阶层醉生梦死疯狂消费之外，似乎无其它用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因果关系：清教徒不反对合理的获取财富，只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资本的积累。很不幸，中国的封建体制恰恰是将消费的无限制与权力活动的自由结合到了一起，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贪污！ 
　　其五、统治阶级对官僚集团推行以德治国之教化，但历史证明，这种教化是失败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上每个统治集团都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他们追求合法性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强制手段，一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调整与灌输。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兼用两种手腕，先用武力夺取政权，或者说夺取政权的时候，就搞出诸多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之类的君权神授来，至不济，也要搞个出生时天降流星，祥云绕梁的把戏。象刘邦那样的无赖，居然也是刘大妈在野地里神龙附体搞出来的。这把戏多了，傻瓜都不信了，何况读书读到死的官僚集团？皇家是什么东西，官僚们心知肚明，所以，当皇家号召官僚们武官不惜死，文官不爱钱时，我不知道，官僚们是如何在肚里冷笑不已的，我只知道，大家伙谁也不傻，导致上层统治者的道德呼唤，撞到了历史的厚墙之上，我们只听到了空洞的回声！ 
　　其六、某种程度上，最高统治者希望手下有点小小的贪心，否则，统治者就寝食难安了。仅举一例，《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把后方的政治军事做得非常好，刘邦这无赖反而不放心了，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萧何因为刘邦在外统军，就全力安抚百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佐军。一门客对萧何说：坏了，老大要怀疑你了。你身为相国，功第一，还一直这么做好事，得民心，皇上能放心你吗？这幕僚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司马迁惜字如金，只说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但我们不难想象，肯定有人给刘邦告密，说萧何侵占民田，霸占民房，刘邦这小无赖一听，估计俩小眼儿马上笑成了一条缝儿：好啊，萧何原来只是个贪官，并无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之类的意思。嘿嘿。放到现在，我们一些单位在搞张榜捐款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微妙。比如现在流行的摊派性质的捐款，书记捐五百，科长就只敢捐三百二百的，捐多了，什么意思嘛，想当书记还是咋的？所以，偶而贪污一下，反而是在向上级表忠心：看看，哥们儿胸无大志，只图个吃喝，绝无二心，领导你就放心吧！一句话，有时候你不贪污还不行，愣要当什么清官好官，领导往哪里摆？

五、古今贪官对比 
　　赖昌星红楼案发后，顿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贪污，居然惊人的相似。但是有心总结一下，会发现，古代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贪官不象现在的贪官，从小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他们只有一个唯心主义，信鬼神，信因果报应，所以，要他们伸出罪恶的手来贪污，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其二、古代不流行纸币，贪官们要贪，总是些金银珠宝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起现在的存折，支票，股票来，那是笨重多了，既无法藏到卧床的铁栏杆里，也无法匿到烟酒盒里，总之，古代当贪官，风险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蛮落后，不讲理。哪象现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儿，往往是一人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贪污，全家没收不说，弄不好，还株连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贪官根本不知华夏之外，尚有其它文明国度，所以他们不会脚踩两只船，不会一家两制，不会一人在国内贪污，全家在国外定居，至不济，也要提前办好撤退的护照，一有风吹草动，敢紧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贪官，搂着大堆的金山银山，不知逃向何处，不知奔向何方，又没有洗黑钱的可能，很凄惶的。 
　　其五、古代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无机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清廉魔术。比如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一提灾区百姓，那是声泪俱下：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啊，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们好苦啊...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为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这镜头，若让古代贪官得知，他们当会脸红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这功夫咋学的呀！ 
　　其六、古代贪官口才不怎么样，也不机伶。一代巨贾兼贪官胡光墉，事发后也只会怅然逝去，既不会糟踏老百姓－说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象老百姓都是大贪似的；更不会糟踏人家资产阶级－说什么自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之，古代贪官要想忏个悔，找个堕落的借口，不如现代贪官容易。 
　　当然，古今贪污也有类同之处，比如一犯一窝，古今类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处死22人。现代，沈阳慕绥新一案，跌倒16人。还有，河南一个小小的卢氏县，一下子双规80名干部，其中，全县19个乡镇党委书记无一幸免，全部一锅端了。只不过，现在流行人道 *** ，现代贪官们被处死的机会远远小于古代贪官了。 
　　六、我的看法 
　　其一、人性的原因。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作为哲学命题，我们争论两千多年了，可是作为政治命题，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政治及其相关建设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而成立的，导致我们古有敬德保民，现有以德治国。也就是说，所谓的以德治国，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了，我们古代的帝王就用它当过尿布了，现在还拿它做尿布，我们能闻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馊味儿，如果你闻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啊。更何况，老圣人也曾经有过怀疑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并且进一步说：食色，性也！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韩非子干脆认为，人再怎么教育，人性还是恶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恶狠狠的法制。善恶论争论几千年了，这里我不想陷于争论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说法：人之初性本贪！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们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建设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为出发点，要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当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恶。 
　　樊纲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但随后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人的本性是贪婪的。马克思曾这样概括资本的特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就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的背后是人，资本的特性，说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贪婪的，而贪官，却是大大发扬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谓的人之初，一是指人类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们的贪官当是两种幼年病的综合－第一是还没有进化完整；第二是还没有长大。去年我曾写篇杂文，当然没地儿发表，只能发到网上，题目就是要把贪官当孩子，说的也是这么个意思。三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你我观念，见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的，特别是在商场里。三岁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厕所，以为处处都是厕所，理直气壮地随地便溺。我们的贪官，便都是三岁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政府是爹党是妈来讲，这些贪官，确实需要其爹娘来管教了，否则，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进化，也不是个事儿。 
　　其二、制度与体制的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性是恶的，不相信某一个政党，也不相信人民，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对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深怀戒心。而中国封建社会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设，都基于人性善这一前提，把希望寄托到读书人的忠孝贤良，寄托到帝王的英明决断。现在，中国人民又把希望寄托到一个政党的良心上，而这一个政党的又把希望下放，寄托到全体党政干部的良心上。这种寄托，导致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温情的默许与浪漫的幻想，而贪污，又是专制与官僚体制下的必然伴随物。 
　　其三、社会的原因。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但是组成分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的人构成了不道德的社会。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西方学者认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会引起腐败，促使人们偏离普世主义和行善的规范。也有人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也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亲友圈里，在他的私人圈子里，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颇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这个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没有人情味。比如一个人对朋友慷慨大方，于私，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于公，他却不是个合格的公民，因为这哥们儿老在偷税漏税。试举一个例子，韩信当年落魄时，曾受一漂母饭恩，发达后，韩信给漂母送去千金。打一个比方，如果这漂母是个生意人，或者是个包工头，韩信肯定会给她拉点活儿的。不信看胡雪岩，当钱庄伙计时，挪银五百两给落魄仕人王有龄，王用这些银子进京活动，一活动，就任了浙江省的粮台总办，从此与胡雪岩官商勾结，胡的红顶商人生涯从此起步。王死后，左宗棠本想查办胡，可两人一见钟情，竟成了好友。就连骂胡确系坏种的李鸿章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认为胡救灾恤邻，慷慨好义为近时所罕见，甚至要求政府准许赏给匾额一方以资鼓励。中国谚语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饭之恩，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恩人奉献自己的性命了。举一个例子，常胜将军吴起曾经为一个士兵亲吸毒疮口上的脓汁，依现在的看法，你会觉得吴起犹如共党干部，爱兵如爱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却不这么看，听说这事后就开始哭，哭得死去活来。别人劝她：你儿子遇到了这么好的将军，你应该引以为荣才是，何以失声痛哭？老太太说：你们有所不知。我儿子的父亲，当年也曾由吴起将军亲自吸吮过脓汁，不久出战，想对将军的恩情有所报答，奋力抗敌，有进无退，终于战死了。如今吴起将军又这样对我儿子，我儿子肯定活不长了，我是为我儿子哭的呀！同志们，明白了吧？我这人老是不愿意对人太好，否则大家都掂着脑袋来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吗？叫我如何承受？这是开玩笑啊。总之，中国人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友情之网，没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摆脱不掉的。也许正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最高统治者才怂恿出一个所谓的大义灭亲思想，大义灭亲大约来源于孔子。当春秋时晋国的叔向为自己的异母弟－贪官羊舌鲋定罪时，远在鲁国的孔子听了，赞扬说：治国制刑，不隐于亲！这一点，恰于西方相反，西方社会没有人情，但法律却基于人性之常情，认为亲人必袒护亲人，所以，西方社会不倡导大义灭亲，法律里便也没有包庇罪。 
　　讲到这里我就感觉，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中国人最讲人情，可由中国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却泠漠无情；我们中国人最讲亲情，可法律却提倡大义灭亲。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贪官周围的人却喜欢他赞扬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欢，可清官周围的人却恨他恨得牙痒。有时候我都想，让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家，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人说，中国的贪官，是有着群众基础的。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其四、管理方面的原因。曾有人说，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财产，老被仆人偷。这一点，军阀孙传芳都看穿了。民国时期，也提倡人民公仆来着，而孙传芳反对这种提法，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仆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老孙说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仆人却是真的。而政府作为管家，在管理仆人时，也常常出现漏洞。朱元璋时代，也有自己的反贪局，当时叫监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民国时期某军阀，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们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税，现在是逃避计划生育罚款；不知自己多少钱－帐上有数字，但实际钱在哪儿？银行都是呆死帐，行长更有卷资外逃的，帐上有的钱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员，但永远不知道自己多少贪官，就跟军阀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样！ 
　　一个俄国人，有60万卢布就要受到怀疑；一个美国人，有2000美元，就要说清楚－出具资金来源报告。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而中国，直到现在仍没有类似的规定。2000年4月，中国开始实名储蓄制，但贪官也会变通，国家能搞一国两制，贪官就会搞一家两制。公职人员不得经商，但公职人员的家属总能经商吧，所以，连云港的副市长 
　　鹿崇友，其80岁的父亲与70岁的母亲可以合资开个化工厂，可怜鹿老头，估计是没孙子，否则他那市长儿子也不舍得搬老子下水这么老当益壮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美国学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里埃尔在《腐败，文化及市场》一文中指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讲到这里我长出一口气，美帝国主义学者眼中，好歹我们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么中国文化与贪污腐败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三教九流的，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选择贪污与腐败，其背后的终极原因乃是人的价值观在起决定作用。第一，家族价值观的影响。可以说，2500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的社会，必须废除家族联系，甚至家庭本身。孩子们一出生就应该交给公共机构养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谁。这话好象专门是针对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学社会的，因为儒家特别强调家族观念。而家族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不道德的，虽然中国曾有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千古美谈，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也可以被人称颂为内举不避亲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意大利的黑手党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此类推，你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中，大都是这种家族模式，《红楼梦》中，王，贾，薛，史等大家族，蒋光正时代蒋宋孔陈等大家族，都是强强联合。但是这种联合，之所以说它不道德，乃是由于这种家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个人及个体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却无助于社会的前进，甚至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要说，中国的每一个大家族，其本质特征可能跟黑社会一个性质，当然这需要证明，同学们感兴趣，不妨做点工作。第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罗伯特.默顿在其《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腐败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认为，腐败是由动机促成的行为，来源于社会压力，结果则是违背规范。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规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标，即目的。人作为社会行为者应力图达到这些目的。问题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社会没有给出相应的体制规范，或者说，即使给出了，这些体制规范也都是疲软无力的，比如封建社会的反贪措施，这就导致大家共同拒绝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进而衍生出一种私下里共认的游戏规则，吴思把它称作潜规则，在这种社会里，大家只认同个人的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科举制时代，人们侧重前者；现在的时代，人们更侧重后者。侧重前者，买官卖官流行；　侧重后者，贪污贿赂盛行。如今，我们过分渲染强调个人的经济成就，导向有点偏差。大里说，它是不发达社会的一种心态，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质主义者转变为后物质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更追求音乐，艺术和文学的享受。小里说，它会导致个人价值观的畸形发展，比如笑贫不笑娼，笑清不笑贪的社会心态。现在的大学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动不安，因为媒体与社会过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与价值，大家更多的考虑如何奔向这个目标，手段的合法与否，似乎已不在考虑范围。第三，宗教与哲学的原因，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没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标志是：人格神的崇拜与敬仰；完备的宗教仪式；终极关怀的托咐。宗教的根本特质是终极关怀，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将归向何处去。中国宗教对这一切，闭口不谈。而中国哲学中，也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两位洋老兄对中国哲学评价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同学们若有兴趣，不妨研究一下。不过我有一个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关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历史资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内在原因。其实，中西冲突中，一般包含两个认知层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遗憾的是，我们一般的史学教学，只侧重天于前者，侧重于道德评价，而忽略后者，忽略文明本身内在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全方位的文明视角，基于这个视觉，去考察文化与贪污，宗教与廉洁的内在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方面我只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系统，有待于同学们自己发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贪污严重，乃是因为中国官员当官成本太高。韦伯没有详细分析中国官员当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们不妨给官员们算一下。1、从时间上来讲，中国官员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辈子都挤不进官场里去，比如蒲松龄，十九岁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岁，也没有考上个举人，曾写诗自叹：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个大才子一辈了学优不仕，只好与自己书中的鬼们打交道去了。还有洪秀全，屡试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给他一个七品官当当呢。而按照秀全同志日后当天王时的作派，我们倒可以断定，这哥们不当官则可，一当准是个大贪。2、从读书苦的程度来讲，中国书生之苦当是天下第一，这方面，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可谓是榜样。读书本是享受，却愣被这帮哥们鼓捣成了苦行僧一般，学海无涯苦作舟，完了，这小舟怕是永远驾不出去了。3、当官也苦啊。走进官场，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在官场那乌泥堆里站稳脚跟，才是问题的关键。龚自珍倒是科场得意，20多岁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场学问，敢情比书里的学问难多了，龚大才子玩不转，最后的选择是弃官归里，回家时就雇了两辆车，一辆拉自己，一辆拉自己心爱的书。你说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员还挺着干什么？按吴思的考证，林则徐那时也有灰色收入呢。4、按我的意思，当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灵的代价，轻里说，尊严丧失，重里说，人不再是人。一句话，在中国官场上混，上级面前没有点装孙子的本事，却想在官场里继续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远没戏。你说当官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哥们图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总之，事物的发展没个谱。这样的环境下，国人当然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很可惜，国人与皇帝都没有足够的理想与清醒，打造一个人人安全的体制与社会氛围，这一点，到刘少奇时代没有做到，到现在的孙志刚时代仍没有做到。难怪贪官们把人生当作了梦靥，并在这梦靥中迅速的走向灭亡。尼采那疯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中国古代的贪官，做梦都是发财，梦得无趣，但往往梦没做完，小命玩完！是他们不清醒吗？非也，正是由于他们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才疯狂的贪污，生命不息，贪污不止，很无趣，可是当清官有趣吗？那将是我们下一个课题了。

一、 有关清官与廉吏的最早说法 
　　1、 吏. 
　　吏是我国古代大小官员的通称。秦以前，称公卿为吏，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下级办事人员也称吏。现在下级办事人员都改称公务员了，呵呵，还不如称吏呢，省俩字呢。汉代时，官、吏的界限从职权与地位上逐渐有了分明。宋代，有品称官，无品称吏。不过，社会上仍沿袭先秦以来称官为吏的习俗，比如清代督抚们，常被称为封缰大吏。 
　　2、 吏以廉为本 
　　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洁，六曰廉辨，后人又加个廉俭，构成七廉。 
　　3、原始社会末期即开始倡廉，春秋战国时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儒家从政治上强调廉，但真正把廉政从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并视为关系兴衰存亡者，乃是法家的管子，即管仲。 
　　4、 清官二字，何时何地合为一词，有多种说法。 
　　其一、查正史记载，始见于(见上海1978-11-25)。 
　　其二、明代李贽卷四中已有彼为巨盗，我为清官，将清官与巨盗对称，乃清明，清正，清廉之意。 
　　其三、金代元好问中已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的诗句。 
　　其四、段宝林在其中云：从清官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清官一词，与包公(999-1062)关系甚大，似乎可以说是包公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卷316记载时人称包公 笑比黄河清 。(见1999-5-6) 
　　其五、两袖清风之由来 
　　明英宗时，兵部侍郞于谦巡抚河南，回京时连河南的土特产 -土蘑菇与线香都没带。赋诗名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二、清官故事之样板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同志和人民公仆的榜样孔繁森同志 
　　 注：本来想one bye one地讲解他们的故事的，可是在分讲二人的时候，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奈只好合二为一地讲了。 
　　1、 出生与教育 
　　于成龙(1617-1684)，吕梁地区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人。幼读诗书，读出这么个道理：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 
　　孔繁森(1944-1994)，山东聊城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军、入党，茁壮成长!未读诗书，却懂得了这么个道理：为人民服务! 
　　2．信仰 
　　 
　　于成龙，1647年，始读佛经，个人思想，成为佛、儒、道三合一。概括如下：相信因果报应，讲究天理良心；提倡清心寡欲，崇尚洁己爱民，主张积极入世。 
　　孔繁森，没有读过佛经，只信唯物主义与马列主义。不相信因果报应，讲究一切为了党。胸中装着全天下，唯独没有他自己! 
　　3．仕途起步 
　　于成龙，1661年，抽签抽了个广西柳州府罗城县令。这时的罗城县，环境极差，它刚于1659年被收归清政府，第一任县令被杀，第二任县令上任未到一年，跑了，至今无人上任!别人劝他算了吧，但于成龙最终还是决定赴任，家人哭谏不行，只得哭相送。我不知道于成龙怎么想的，是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人民! 
　　孔繁森，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注意，于成龙是抽签，孔繁森是抽调。于成龙是听着家人的哭声硬着头皮上，孔繁森是欣然赴藏。 
　　4．境界对比 
　　关于孔繁森赴西藏之思想境界，我抄了一段宣传文章：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相形之下，于龙成的境界就差了那么一截：罗城上任，同样天高地远，但是没有党的召唤，这一点，是旧社会与新社会官员的显著区别。不过，于成龙的条件要更艰苦一点：置卖家产凑路费，无火车无汽车无飞机，骑驴登程，历时三个半月，进得罗城，只见六户人家。皆草屋柴门，老弱病残，上前叫门，主人见之如见虎狼，惊恐万状。主仆六人只好住进了关帝庙。第二天才找着县衙门，只见台阶上草比人高，中堂草屋三间，用木头架子撑着，四周没墙，瞧着象房子的样子。这时候，因水土不服，五个随从中死掉两个，跑掉两个，只丢一个-电视上大家也看到过-苏朝卿。于成龙没有秘书! 
　　5、任内百姓 
　　1662年秋，于成龙被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看中，欲留在桂林。近百名老乡结队到桂林，跪在署院门外静坐示威，向督抚要于成龙，于成龙归。从中看出，古时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自私与苛刻，而且对于官员的任命，尚有一定的发言权，只不过发言时是跪着的。 
　　孔繁森离任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现在的百姓比旧社会的百姓觉悟高点，尽管不舍，还是遵从大局的-上面给派什么公仆，我们就要什么公仆，有泪也憋着，绝不发言! 
　　 
　　6、家人境界 
　　随于成龙上任罗城的仆人，前后九人，逃回去四人，死五人。死者家人找于成龙长子廷冀索钱，廷冀只得变卖家产，下跪求情。家有一县之长，不但没有外援，还得内贴，无奈，只好派廷冀前去寻父，还带着族令：任满，去职归乡，守侍老母。廷冀好不容易走到了罗城，见到了父亲，我们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廷冀是如何劝说父亲的，更不知道于成龙是如何三讲三代表的，我们只知道结果：廷冀空手返回了!一句话，古时的官员家属稍微有那么点拖后腿儿的意思。 
　　孔繁森，家有老母弱妻，三个未成年子女。可是这些家属从未说过半个不字，也没有开过家族联席会议，命令孔繁森回家。最重要的是，没有派特别代表上西藏拉他回家。 
　　7、任满 
　　1667年，于成龙任满，县令罗城七年，总共上交赋税八、九两银子，新上任的广西布政使怀疑于成龙贪污，老于同志几乎精神分裂。此年康熙亲政，于成龙被举卓异，改任四川合州刺史。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单眼瞎要求送他到合州，说：怕你路费不够，我用相命看风水的钱助尔! 
　　孔繁森第一次赴藏，任满后回山东。找不到资料，所以不知道他离任时路费够不够，估计不是偷扒火车回家的，因为铁路查得严，我1988年扒过一回，在许昌被逮住的。宣传资料上是这么说的：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 1979年赴藏前，孔繁森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来着，我不知道行署副专员跟宣传部副部长，哪个官大! 
　　 
　　8、外号及忠孝 
　　现在百姓觉悟高，只给贪官起外号，轻易不给清官起外号了，总之，没有听说孔繁森有什么外号。到是于成龙，外号一大堆。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二次探父，临别时父亲没有礼金相送，只有一只鸭子，分与儿子一半，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当然，合州人民还给于成龙另一个外号：于青天!黄州任上，于成龙天天以糠粥为食，又得一外号：于糠粥! 
　　除了外号，古时的百姓还有得寸进尽尺的缺点。1676年，于成龙60岁，离家16载，养母故去，于成龙哭作少年样，欲告老回家，黄州百姓哭谏，不许!于成龙退居二线的阴谋被百姓击毁! 
　　孔繁森没有想着退居二线，但是却要二次进藏了。按组织规定，援藏一次就行了，但是不知道为何，援藏任务再次落到孔繁森头上，不知道是不是西藏百姓哭谏来着。 1988年，山东省在选进藏干部时，孔繁森被再次选上，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孔繁森就那么一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这种忠诚，于成龙也做到了，只是用辞不太一样，于成龙是这样说的：皇恩超擢，捐躯莫报，唯虑辜负圣恩! 
　　宣传材料上是这样宣传孔繁森二次进藏的：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已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个人肩上。可是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相形之下，于成龙做得逊色：1681年，于成龙的养母已经停柩五年，尚未入土，于成龙向皇帝上，康熙一看，准假三月，事毕立归。于成龙返乡，伏在早已风化成骨的养母身上，几次昏厥。可是，于成龙只享受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提前归队了。这种样板戏，目前在我们的政、军、公、检、法里比较流行，我估计都是学的于成龙!歌曲里唱一样的天一样的地，这里可唱作一样的忠一样的孝。 
　　 
　　9．反贪与扶贫 
　　 
　　于成龙有个额外的差使-反贪，所以以身作贼：1679年，升福建布政使，官越大，饭越吃不饱，薪米供应不上，有时需典物换食，一天一顿饭。1682年，于任两江总督，常年不知肉味，得外号于青菜，工作到深夜，饥，想煮碗稀饭打尖，米罐却常是空的，又得一外号：无米总督! 
　　自己做好了带头作用，于成龙下，云：一饭五菜足矣!这个一饭五菜，跟我们现在四菜一汤一个意思，只不过，古时的官员比现在的多了一个菜，真是旧社会! 
　　孔繁森主要任务是扶贫，因为西藏是大西部嘛。除了公务扶贫外，孔繁森还卖血周济两个西藏孤儿上学。于成龙也不含糊，康熙赐给他银子千两，他转手用于赈民。而且，也周济穷困学生，只是那时的医疗条件差，技术条件达不到，所以于成龙卖血不成。不过，于成龙还抓过素质教育，为严保教育质量，对于教师的不合格者，请他下岗 -于成龙一次微服私访，在私塾中听先生讲，见先生文理不通，胡编乱扯，就下令关掉他的补习班。没想到这老师哭了，说：人小贫穷，若不让开补习班，难以糊口!于成龙说：尔想糊口度日，岂可误人子弟!吾给尔几两银子，另谋生路去吧。呵呵，我若是这教师，高考补习班办不成，我就办个干部文凭胡混班!只可惜，那时不兴这个! 
　　10：仕途区别 
　　孔繁森与于成龙区别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两人仕途路线的绝然相反：于成龙是从最艰苦的地方起步，最后到了富裕的江南，任两江总督!孔繁森是从不太艰苦的地方山东起步，到艰苦的地方拉萨，再到最艰苦的地方阿里。 
　　第二个区别，由于于成龙业余时间反贪，所以，仕途难行。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得别人都是贪官似的，所以其他官员看他不惯，阴使绊子自不在话下，1683年，于成龙哀叹：行廉守职难矣!1684年，于成龙的清名广播江南，但却陷入了不洁官吏的重重包围之中，心神惊悸，上蔬乞骸归乡，康熙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清官样板，当然不准。现在的官员不愿意退居二线，尚可叫作发挥余热，奉献终身。可于成龙几次请归不成，背后却被同仁们讥作贪图功名，恋官不去!可见古时做官之难。 
　　 11．因公殉职 
　　退休不成，1684年3月，康熙令于成龙巡视东海防务，于成龙扶病出巡，海上周折一个月，旧疾复发，于成龙数日不能进食，呕吐不止。4月18日晨，于成龙挣扎着爬起办公，幕僚看出他行将出世，纷纷跪下。交待公事后，于成龙交待自身后事：尸骨归故乡，丧事从简，只交待了这么两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已口僵不能言，端坐而逝，年68岁。噩耗传出，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江水滔滔，山河失色!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没有遗言，时年50岁，噩耗传出，山河为之呜咽! 
　　12．遗物 
　　于成龙死后遗产：盐米数升，布被一床，袍服一件，靴带两条。江宁百姓罢市而哭，有些百姓甚至给于成龙烧纸钱，被其子廷冀阻挡。廷冀的意思很明白：老父阳世不贪一文，阴世也一样!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 8. 6元；一是他的绝笔一去世前十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 12条建议。宣传材料上是这样表扬的：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怀！ 
　　我觉得，于成龙的遗产同样令人心碎，而且，也可以这样子表扬：这就是于成龙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封建官员的情怀!或者说，共产党员能做到的，封建官员同样可以做到! 
　　13．榜样的力量是没劲的! 
　　康熙给于成龙书写碑文：朕读周官六计廉吏，曰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吏道厥唯廉重哉。朕用是观臣僚，有真能廉者，则委以重寄，赐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标准也。 
　　康熙说于成龙实古今第一廉吏，最后，于成龙获谥号清端，意为清官第一。此后，康熙将于成龙立为廉洁奉公的样板，号召同志们向于成龙学习!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学习于成龙! 
　　 
　　 *** 同志高度赞扬孔繁森是全党的楷模，并题词号召全党向孔繁森同志学习。 
　　于成龙，孔繁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我觉得，榜样是没有力量的，或者说，榜样的力量是没劲的。因为树立榜样的时候，其前提是个假命题，英明如康熙，也犯了这错误：若臣俱学成龙，天下何为不治？废话加傻话，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只要人人都...就...,这命题反过来理解就是：只要不是人人都...就不...歌星可以张开一张血盆大口瞎叫唤，可皇帝也这样，不是天真，就是无知，高蛋白低品质!

三、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或者说，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有限度的喜欢。 
　　中国帝王的南面之术可以概括为阳儒阴法，或者说外儒内法。也就是说，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所谓的法，乃是韩非子的法。 
　　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韩非子也认为，人性是恶的，群臣皆有阳虎之心。每一个皇帝，再笨，也知道自己本能性的根本性的恐惧是什么，那就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龙墩!天下与龙墩，皇帝首先选择的当是龙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是什么？就是龙墩!这一点，定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明白；不让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宋高宗明白；宁赠友邦，勿给家奴的慈禧老太太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蒋光头也明白。正是由于大家都明白，所以，汉代即有以龙墩安危为核心的罪名：大不敬、矫诏、擅发兵，阿党妄上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终于完整的发展为十恶不赦。一句话，凡是对君权构成危胁的，损害皇权威严的，都是不赦之罪。 
　　韩非子的法术，挠到了皇帝的最痒处。术是什么？韩非子有两个层次的答案。在中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在中，韩非子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两层意思合二为一，术就是指帝王驾御群臣的秘密之术! 
　　驾御群臣，首先要注意辨别忠奸，清除奸侫之臣。韩非子把奸臣的活动规律和惯用手法总结为六微和八奸。并且提醒帝王，举臣任事的标准，首先是看他是否忠诚，而且这忠诚是绝对的真诚，没有是非标准的忠诚。韩非子说：贤者之为人臣，北国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而待令而无是非也。 
　　正是由于受了法家的影响，英明的帝王们才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标准第二，知识技能其三。这一点，现代社会还有遗迹，比如又红又专啦，讲政治啦，咱这里就不多说啦。 
　　我们先看看始皇是如何求忠的：始皇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表示不满。后来，始皇周围的人将情况告诉李斯，李斯立即减少车骑人数，始皇发现，知道有人泄密，审问在场人，无人承认，只得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的帝王都喜欢韩非子的法术，为什么表面上却遵从儒家呢？很简单，愚民嘛。特别是秦家二世而亡，血的教训告诉后来的窃国大盗们：要温情脉脉，要脉脉温清!所以，儒家就是窃国大盗们白天的外套，法家则是他们的睡衣! 
　　岳飞之死，严格意义上来讲，在于不忠。高宗主和，岳飞主战，高宗想当皇帝，岳飞却要迎回二圣，这不是跟君主对着干吗？而秦桧之所以能讨得高宗赵构的喜欢，恰是因了他的忠心。更何况法家云：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君主有时候专喜欢坏蛋，真是气人! 
　　还有乾隆，那么英明，也狠抓反贪来着，难道就对和珅同志的贪污问题没有察觉？非也!原因还在于和珅同志虽贪，却是很忠的，又英俊，又聪明，绝无二心，一生都在想着法子哄主子高兴，这样的奴才皇帝不喜欢才是傻冒呢。乾隆自己也说：我也知道和珅坏，可是没了他，谁陪我玩儿呢？ 
　　后来，嘉庆制和珅，诸位可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新皇帝在反贪。根本原因，之一：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不是嘉庆的人；之二，黑吃黑，嘉庆继位时，国库空虚，内乱频频。所以，乾隆死后第五天，嘉庆就将和珅革职查办。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反贪，却是因为自己没钱闹的。 
　　那么你会问：难道皇帝不反贪吗？难道皇帝真的不喜欢清官吗？非也，皇帝当然反贪，但是只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皇帝根本性的恐惧，除了臣有二心之外，还有就是百姓的造反之心。如果说百姓是妖魔的话，那么清官便是帝王供妖魔享用的牺牲与祭品。说得不客气点儿，清官是帝王放在百姓面前的冷猪头肉!所以，皇帝对清官的喜欢是有限度的，海瑞就是一个例子!嘉靖皇帝又要用海瑞做道德的幌子，同时又讨厌他的粗线条的二百五作风，无奈只好既不杀，又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嘉靖升天，新皇隆庆登基，对海瑞的安排却成了新朝的一个难题。按黄仁宇的分析，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负实际的责任，而现代社会，我们也时不时的能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举一个例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那个中李向南的原形之一 -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由于声名清卓而被提拔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了。政协是干什么的？主要政务，握握手的干活，呵呵!

四、当清官的经济难度 
　　1628年，朱由检当上了大明皇帝，上任伊始，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而且随后的日子里，年轻的皇帝一直是以身作贼的：当政十七年，宫中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吃穿俱不讲究。自明神宗以来每月需饭费万余金，而崇祯下令节俭，仅存以前的1%；他还将皇帝穿衣一日一换的惯例改为每月一换；宫中的金银器具皆改用陶器。为他讲课的大臣甚至看到过他的衬衣袖口磨烂，吊着线头。 
　　问题是，皇帝的节俭，构不成全体官员的榜样，相同的例子还有，那就是道光帝。其实，单从经济角度看，当清官就有难度。所以，朱由俭发出文官不爱钱号召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上疏发起了牢骚：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都需要大量的花费，想廉行么？ 
　　韩一良说的是大实话。众所周知，明朝的官员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吴思给他们算过：省级最高领导，年薪57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1780元；正司局级年新192石大米，相当于月薪3930元；七品知县，年薪90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840元人民币；象韩一良这样的股/副科级干部，66石大米，相当于月薪1350元。你会说，不少了，比现在的工资还高嘛。实际上，官员到手的工资往往是打过折口的。拿七品县令的工资来说，他每月只领一石大米，每年十二石，叫本色，其余都折成银子、钞，布发给你。这么一折，实际到手的就缩了水，类似我们中秋节领苹果，表面上是50元钱的苹果，实际上它可能不值30元，这一点，估计吃公家饭的同志们都领教过。总之，明朝的县长，最后每月领到手的，不超过1130元。你会说，这也不少嘛，那么咱们再算一笔帐：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如果不是地况有毛病，那么每家孩子少则三五个，多则一个班；那时不兴一夫一妻，官大的，妻妾成群，官小的，其码弄个一正一副一妻一妾，清廉如海瑞，那也是九娶妻妾的；更何况，那时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男女平等，没有双职工，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没有退休金。总之啊，保守估计，县长家里六七口人的话，全指望这千把人民币过日子，其生活水准，相当于我们河南穷小城里的下岗职工低保线! 
　　当然了，再没本事的县长，也不会把自己家里弄得象下岗工人之家似的，但也有例外-海瑞县长!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自己种菜，没钱吃肉。有一次为老娘做生日，买了二斤肉，这事儿竟上了内参-总督胡宗宪宣布：昨天，海县长为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当然，还有比海县长更不济的-于成龙，干脆把自己弄得象个叫花子。现代社会也有-焦裕禄，据说连二斤棉花都没有! 
　　清官还有个最后的难事：丧葬费没有的!海瑞死于吏部侍郎之职，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死后只有20两银子，丧葬费都不够，同仁王用汲凑钱把他下葬了。于成龙死后，连2两银子都没有，陈廷敬的载：时署中无亲指，衣食饭含皆不备，江宁守于公经理其丧。这倒有点象孔繁森，公家给你办丧事算了! 
　　 
　　据我归纳，清官，首先得有点丐帮精神，否则挺不下来。清官生不如死，死后也是个饿死鬼，贪官死后如生，死也是撑死的!

五、做清官的道德难度 
　　心里装着全体子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现代社会一度流行的对模范官员的最高赞歌。这样的赞歌我一听就头皮发麻，它是一种不祥的音乐，准确地说，它是丧乐，因为在这样的乐章里我们看不到人!道德榜样非我化，非人性化，写颂歌的人再在其背后声声不歇的唱赞歌，一步一步的把人往死路上送。有时候我都想，中国某些小记者简直都是刽子手，其手中的笔就是一支歪脖子枪，其专职就是把人一个一个干掉!有时候，在系办室闲着没事，顺手抽张报纸看(这类报纸我是不会自己掏腰包订的，单位不订也不行，上面有订购任务)，不看则已，一看满肚子气，满篇不是人言!尼采说:上帝死了，人活了!而我们的宣传报道却是这样结果：人死了，上帝也气死了。 
　　如果要说官员中的模范，我觉得易牙先生可能是千古第一名。齐桓公说自己什么都吃过了，就是没吃过人肉。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回家就把自己的孩子烹了，端给桓公吃!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六个代表的精神。易牙同志是一个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不是人的人!后世的道德榜样，哪个也比不上易牙，不过性质是相同的：某某同志，孩子在家烧坏了一条腿，或者老爹快要病死了，总之，哪怕家里的亲人都有毛病了，他也仍然坚持工作岗位，好象没了他，地球都不转了。其实中国缺什么也不缺人的，即使你是科长，那下面还有众多副科长的，即使五个副科长同时有孩子发烧，那还有第六个副科长，中国什么时候缺过官员？打一个比方，焦裕录是有病，可有病上医院啊，我就不信，咱几亿人里找不出一个县委书记来。 
　　媒体也够逗的，把道德模范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模范是人是妖，只好糊而言之：某某同志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总之，官员要想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来，也是有很高的难度的。一句话：六亲不认!包黑子做清官，做到平日没有私人书信往来，亲旧故友消息断绝!我私下里称海瑞为二百五，我自己认为，没有点二杆子精神，想做中国的清官，难哪!这也是百姓呼唤清官，而清官却少得可怜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六．做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与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它们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必要条件。极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一句话：清官为民做主，但谁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弄不好，连回家卖红薯的机遇都没有呢。红楼里，贾雨村当上南京知府后，就遇上个人命案：薛蟠打死冯渊，抢了个丫头，受害者告了一年，没有结果。贾雨村一听，新官的二杆子作风就上来了：岂有这样放屁的事儿，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结果还是在门子的眼色中暂停抽风，而且在密室里接受了门子给他上的第一节官员启蒙课.门子问：老爷荣任此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贾雨村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都不知，何能做得长久？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写本省有权有势极富极贵者，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不但官职难保，恐性命也难保。最后，贾雨村只好稀里糊涂的判案了。堂上的豪言，权当放屁了，相信贾雨村做官长久后，会发现，天底下到处都是放屁的事儿呢，官越大，放的屁也越多越大。 
　　这里我们可以拿海瑞做例子。海瑞骂嘉靖，如果不事先抬着棺材，小命早被皇帝收回了。后来万历皇帝明白了海瑞身为道德榜样的作用，凡事还有点罩着他，但是即使这样，同僚们也能寻找合适的机会排挤与参劾他，1570年，海瑞不得不愤而辞职，在家里坐冷板凳，一坐就是15年。1585年，海瑞被重新起用，这时，海瑞向万历提出了一个反贪建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他提到太祖当皇帝时的严刑峻法，凡贪賍在80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革的极刑。按黄仁宇的说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以我看，海瑞这一提议，估计能把大明的官员全体哈灭掉，贪賍80贯，可以说，除了海瑞外，其他官员没有不达标的。所以，海瑞此后遭遇同僚参劾也就不足为怪了。参劾的结果，万历皇帝给海瑞下的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会令本官照旧供职。 
　　看来，皇帝心目中，海瑞的作用无非是个道德模范官僚，成事不足，但却不会败事的。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极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于成龙也可以用作例子。1683年，身为两江总督的于成龙感叹：行廉守职难矣。1684年，于成龙在江南已广搏美誉，但却陷入不洁官吏的重重包围之中，导致他心神惊悸，才有了告老回家的念头! 
　　同样，勇气在体制面前也很无效，充其量，也只是增加了几分荒唐。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户户都干净。老小子是抬着棺材去骂的。无独有偶，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朱熔基任上，居然也得拿出相同的勇气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听了这样的话，我倒吸凉气。从正面看，这话好象非常鼓舞人心，老百姓也跟着傻高兴，因为这话反映了朱总理反腐的决心；可是若从反面看，人不抽凉气是不行的，因为反贪决心多大，反贪的难度就有多大。体制面前，一任总理的良心与决心似乎不是反贪的决定性因素!再者，我们从朱总理上任前与卸任前的答记者问中也可以看出诸多端倪：上任前，豪情万丈-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卸任时，豪气没了-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办了一些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如果一个小科长对自己目标的定位是一个清官，一个办了一些实事的清官，那么，我们有理由庆幸，但是如果一任堂堂的国家总理，对自己的政绩也定位在清官这么一个目标上，政府首脑，以被誉为清官为最大的政绩，这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朱总理所演绎的，是现代服装下的包公，是穿西装的海瑞，是中山装的于成龙!想到这里，我想，当初彭德怀骂皇帝，要是抬口棺材来，说不定还能留下一条命呢!历史哪，难道真是如此-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得的教训，就是什么教训也学不到？!

七．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1、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不可否认，由于目前贪污形势的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清官文化的回归。清官小说热，清官影视热，清官报刊热。包清天，海青天，于青天，青天满天飞，而且大都是古代的清天，当然，偶而也会出现个现代青天。让人产生古就是今，今就是古，甚至今不如昔的错觉。更为滑稽的是，写清官小说的，比如张平，一个写清官小说哄小老百姓玩的小文人，也俨然成了清官形象代言人，他在央视的读书时间栏目里曾经说过，好多人找他诉冤呢，滑稽里透着悲凉，这，也许就是传统清官文化在现实社会里的底色! 
　　2、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涉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就是持类似斧头之类的凶器杀他人的形象，法家解释为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需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进而作适当的调节。而一个民族，如果其集体智力没有长进的话，那么其王者也用不着作过多的调节，随便换几个词儿就行了。比如君权神授，救世主，人民的大救星等等，至不济，也要搞个神人交配的出生不正常来，如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皇帝，再如庆都与赤龙合婚，生赤帝伊祁，尧也。但是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无父的天人感应说就不再有市场了。没想到无赖刘邦不信这个邪，愣是学那古人，也给其母弄个蛟龙于其上的春图来，让人不由得掩鼻。如果说天人感应乃是后人为掩饰先祖群婚杂交之耻而杜撰出来的弥缝之辞为先人遮羞的话，那刘帮的横空出世则是反其道而行：这个时候早不兴蛟龙一说了，那刘邦老娘身上的蛟龙当是一野男人而已!刘邦的初衷，也不是非得往老娘脸上抹黑，往老爹头上扣绿帽子，实则是太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天命卓卓，我乃天子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者们对于自己王位的取得，是如何的心虚。心虚之余，不得不由神道转向道德，用道德的合法性来掩盖暴力的实质。而儒家正好非常胜任这种掩盖，它提出一个民本思想! 
　　基于儒家的民本思想，后世的英明帝王也都挺会活学活用的。比如李世民，提出一个君民水舟关系论，我们现在改为军民鱼水一家亲了。这些调调经常让人产生今兮何兮，世道轮回的感觉来。但是再恍惚，我们也明白，爱民、亲民、抚民，永远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永世愚暗无知的草民们的赐福与驯养，从某个角度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有时候我都想，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原先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时的君主对其子民的蹂躙；人类现在对环境的爱护，根子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而古时的民本思想，何尝不是基于君主对其子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呢？里有句话：统治老百姓就象用腐朽的绳索驾驶车马一样，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所以要格外小心。实质上，个体的百姓之命，在统治者眼里不外乎草芥。周成王在临终时，交待自己的后世子孙及大臣：尔是风，惟民是草，一句话，统治者是所向披靡的风，小老百姓是随风摇摆的小草。 
　　当然了，也有不把百姓视作草民的，里有句话说得痛快极了：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道理？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内涵决定了，清官文化是反民主的! 
　　3、 警惕清官文化。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彰显清官的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愚民们无奈之余，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枪手们投其所好，大写清官戏，百姓们陶醉其中，甚至为清官的道德人品感动得泪水涟涟。我一个朋友问我：你怎么不看？我说：拒绝看，就相当于反贪了!我认为，写清官戏的作者都应该枪崩，他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充当了愚民的帮凶，对于清官文化，我历来持有高度的警惕，这警惕甚至超过对于贪官的警惕!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是统治者丑陋面目上的一层鲜红的胭脂。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 
　　 
　　4．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由于百姓都是跪着的，不会自己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余杰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包清天的风靡，乃是子民的辛酸! 
　　马深说：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就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5．清官身上的道德光环 
　　清末刘鹗第十六回里有段评说：賍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賍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这段评说，很值得人深思。我认为，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作辩证的事实评价。一句说，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这里举个古代例子，海瑞一直是清官形象代言人之一，偶而出个说他坏话的，马上让人怀疑说坏话的人动机不纯。明人沈德符在里数说海瑞喜欢换马子：居家九娶而易其妻，花甲之年娶二妾，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而缢。典型的清官难断闺房事啊，更何况，海瑞还休过两位女同志。换妻休妻如果说是男同胞共同的爱好只引后人一哂的话，那么另外一件记载我们就哂不出来了。明人姚叔祥记载：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据说，清人周亮工在里也提及此事。我想海瑞怒女估计是两个原因：一则是，女人岂能接受外人之食？二则是，我堂堂清官的女儿，岂能吃贿赂？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别人在后头说海瑞的坏话。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杀幼女的二杆子作派我是相信的，因为现代社会有相同的版本。某传记文学里载：许世龙之女在街上见一卖冰糖葫芦的，想吃，就跟人说自己爸爸是许大将军。卖者当然不相信，但觉得小女孩很可爱，就给她一根。没想到回家后被其父发现，问出处，问清后，据说是暴跳如雷，掂起手枪就要枪崩自己的女儿，女孩子吓得往大街上跑，才得以保住性命。传记作者的本意也许是夸许世友的清廉刚正，但我觉得，作者水平有限，那夸比骂还损：我们中共开国元老们原来就这么一种二杆子精神，文盲不说，还法盲啊!靠这些二杆子，民主政治怎么来啊!从这些故事里，也许我们可以品出所谓清官可恨的意味来。我想，清官至少脾气是很大的，贬里说，那叫刚愎自用唯我独清，褒里说，那叫爱憎分明不留情面。为什么？自己不贪可能给他提供足够强的底气，而这种底气，导致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抬着棺材骂皇帝!掂着手枪崩女儿! 
　　 
　　还有个现代例子令人深思。我说的是河南省的兰考书记宗家邦。1999年9月3 日，河南省电视台记者王小兵到兰考采制国庆特别节目，9月4 日，时任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的宗家邦陪同开封市参加三讲教育的领导前去焦裕录陵园献花圈。王小兵闻讯前去采访，没想到宗家邦陪领导喝多了，说：焦裕录在兰考有好多事没办好，我的任务很重啊!不知怎么回事，反正小七品与无冕之王谈恼了，脱口而出：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录精神我一听就烦!王小兵不含糊，跑回郑州就播出了，结果，宗家邦同志被开封市委免职。这里有许多问题令人深思：第一，全体官员能否对国家所竖的榜样一提就烦？第二，为什么官员喝醉酒之后才敢一提就烦？第三，到底烦哪些内容？为什么不给个说法呢？第四，更关键的是，为什么烦？一句话，模范同志身上的光环接近神圣，是烦不得的。这一点，宗家邦同志也知道，只可惜，酒后吐了真言。其实，模范精神我也烦，我不喝酒也敢说，因为我不是县委书记，但我的烦是基于人性而言，一种道德楷模，如果被提升到人达不到的地步，我认为是反人道反人性的，不能提倡! 
　　　　 
　　7．清官可以休矣 
　　在呼唤民主与法制的今天，应该向清官作一下告别了。事实上，对于清官，同志们已经不耐烦了。 
　　其一：中青报编辑李方在其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清天大老爷都是胡扯蛋。 
　　他认为，所谓青天大老爷，主要使命是辨忠奸，而为民做主只是副业。但是老百姓有点自作多情，偶而逮个贪官，就跟着拍巴掌，而贪官忏悔时，好象很少说过对不起老百姓的。而且，青天大老爷终究是他们那拔儿的，盼着他们那拔儿的人出来拯救你于水火，岂不是跟做梦一样。这就象什么呢？就象他们那拔儿打起来了，打到你的村子里来，终于打死一位，然后告诉你说：看，俺为你除了一害。 
　　李方这文章写得有点调皮，不过，清官的本质还是给抖搂出来了，那就是：青官与我们老百姓不是一拔儿人，他们是那边的，哄我们玩呢! 
　　其二， 1979年10，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庆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作出了如此概括：清官乃不祥之物。这概括很精彩，我深表赞同，清官，是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不是明天的太阳，绝不代表未来!清官的伴生物，是皇帝，是草民，是大量的贪官。呼唤清官，就是呼唤黑夜。告别清官，告别昨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