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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介回归一线了。这是近期手机行业的一条重磅“江湖传闻”。像柳传志之于困境中的联想、郭台铭之于艰局中的富士康，对于联发科而言，蔡明介回归一线也许意味着转机。
在蔡明介重回一线的消息流出前，联发科遭逢财报告急。财报显示，联发科第二季度实现净利90.3亿新台币，较上年同期跌1.4％，明显低于市场预估的102.5亿新台币。更为严峻的是，联发科第三季度业绩仍极不乐观，营收预计下降8％至15％，毛利率也将下降至50％至52％。
一家在去年金融危机情势最严峻时仍能保持良好增势的公司何以形势忽然调头。蔡明介掌舵，能否力挽狂澜，稳住联发科的下滑态势？
提到蔡明介，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山寨机之父”这个头衔。作为联发科神话的缔造者，他一手把联发科送进全球五大芯片公司之列。
在远近驰名的山寨手机销售基地——深圳华强北市场，形形色色的山寨手机“身体里”，一度有95％住着一颗联发科“心脏”。
然而，随着3G时代到来，智能手机风潮席卷全球，山寨机智能化和3G化已成为不可逆之势。联发科一家独揽山寨手机市场的局面也随之发生改变。前有高通手握CDMA和WCDMA专利挟制3G手机芯片商，后有新兴厂商主攻3G机芯，“革命前辈”联发科遭遇前后夹击。
面对夹击，联发科等待蔡明介调整战略，期待他“稳定军心”。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蔡明介，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这件人类科技盛事给予当时还在上小学的他很大触动，他决心长大后要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但少年立志的蔡明介却不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大学时期，台塑大热，蔡明介就应景学了化工。不久后，又对电机有兴趣，转而学电机。从台湾大学毕业，蔡明介又跟着潮流赴美留学。
获得硕士学位后，蔡明介本想攻读博士学位，恰逢台湾工业研究院为把美国的IC技术引入台湾，在纽约招聘，而且给应聘者提供机票报销。蔡明介抱着不用额外花钱，又能去纽约玩一趟的想法去应聘，结果竟顺利被录取。
因机缘巧合进入台湾工业研究院，蔡明介继续“随波逐流”。1980年5月，由工研院电子所脱身出的台湾第一家集成电路公司——联电成立，蔡明介当时在工研院主持IC设计，受鼓动转投联电，逐渐从一个阅读电机技术类杂志的专业人士蜕变成阅读《财富》和《哈佛商业评论》的商人。
蔡明介人生最坚持的一次选择发生在1995年。联电转型，IC设计被单独剥离。面对前景并不明朗的IC设计，蔡明介带着20多个人坚持了下来，成就了后来的联发科。
从CD－ROM芯片做到DVD芯片，再到手机芯片，蔡明介用“S”理论把联发科从小扶到大。在蔡明介看来，产品从发展初始到终结会经历“S”型曲线。知名厂商在曲线最初进入市场，但曲线中段才是市场规模膨胀时期。在产品步入“S”曲线中段后，需要有生产弹性和效率。在这点上，亚洲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有大公司难以比拟的优势。
然而，当联发科成了大公司，在“S”曲线上站到顶端，山寨厂商追逐更为便宜的新合作对象时，蔡明介还有招数吗？蔡明介多次强调不在意被称为“山寨机之父”，但他也每每不忘为山寨机“洗白”，强调山寨机其实应该叫白牌机，未必质量就比正牌手机差。一方面，联发科需要山寨机厂商支持其成长，另一方面，联发科又希望摆脱“山寨”依赖。这是蔡明介和联发科的悖论，也是蔡明介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