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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球爆炒“中国崛起”话题，热度远迈当年的“日本奇迹”和“汉江（韩国）奇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信心大增，仿佛未来100年已经铁定是“中国世纪”。
日前李光耀说：一些中国年轻人错估国力，民族主义高涨令人不安。李光耀说得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根本比不了日本和韩国。用不着高深的论证和计算，事实明摆着：二战后，日本、韩国，还可以算上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小龙”，都是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从欠发达到发达社会的转变，中国却没有做到，并且至今相差遥远。
喜欢数字的朋友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得到证实：
日本1955年人均GDP才258美元，1966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1980年就跃升到10133美元。25年人均收入飙升38.3倍。
韩国1962年人均GDP只有区区83美元（不及当时的中国），1978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995年达到11468美元。33年增加137.2倍。
我国呢？1978年人均是224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2005年为1703美元。27年中只不过提高了6.6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日本和韩国分别为7.8%和8.4%。事实殊为离奇。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中国为什么还不发达？
原因很多。个人的分析，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制问题，二是政策问题。
近30年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相对滞后，有目共睹。我国的管理体制庞大而低效，官民比高达1：18（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语），不仅举世无匹，也创历史新高。财政收入1/5用于行政费用，比日本、欧洲发达国家高近10倍。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结构普遍为三级，即中央（联邦）、地方（州，都道府县等）和基本自治单位（市、镇、村等），我国却有五层甚至更多。日本中央政府设有12个省（部）、美国是14个、英国16个、德国17个，我国至今尚置有正部级单位60余个（80年代超过100个）。每个省有一百几十个厅，每个地（级市）有一百几十个局（处级），每个县（级市）也有一百几十个局（科级）。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环环相套，既有条条，又有块块，繁复得无以复加。这是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湖北省襄樊市有个襄阳区，韩国有个襄阳郡，两者前些年结成了友好区郡。据派到韩国襄阳考察的人叙述，该郡所有公务人员合计不足300人，而我们的襄阳区呢？2万多人！机构庞杂的另一个后果是效率低，职责不清，推诿扯皮，有利益的事争着管，没利益的事谁也不管。第三个后果是监管不到位，腐败横行，地球人都知道。官方的数据：每年公款吃喝4000多亿、公费旅游3000多亿、公车消费4000多亿、转移出境的赃款数千亿、出国赌博上千亿，贪官污吏们收受贿赂、灰色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等等，还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这么多国民的血汗都被挥霍掉了，未能投入社会再生产。长此以往，即使经济增长率再高，大多数百姓又怎么能富裕？中国又怎么可能尽快发达？
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改革之初，无师可法，恰好东亚有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于是把“出口导向”战略奉为圭臬。在没有满足内需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出口，以至于：第一，消耗巨量资源和人力生产的产品廉价输出国外，致使国民经济高度畸形，对外贸依赖过高，甚至超过了日、韩这样的岛国。第二，消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仅至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别国纷纷实行高收入、高消费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实行超级低收入政策，全民工资总额仅占国民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国民无力消费，更无法应对节节攀升的生存成本。第三，为了扩展出口，非理性地压低人民币汇率，用“廉价”而不是“质量”占领市场。结果我国成为欧美的“血汗工厂”，中国人成为全世界的“民工”。其实，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衡量，人民币汇率都绝不应该如此之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韩等国刚刚起步的时候，其产品质量也很差，技术含量更谈不上，那时候的“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像这些年来的“中国制造”一样，都是“低档货”“仿冒品”的同义语。但人家并不刻意在压低价格上作文章，而是通过保持货币币值并适时升值来迫使企业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以质取胜。最终成功地从全球生产链条的低端攀升到高端。汽车业是最好的例证。50年代日本和70年代韩国的汽车根本不入流，可20年后就能与美、英争胜了。我们呢？真正的国产车在哪里？这就是片面压低汇率，走“低价策略”的下场！
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若不改弦更张，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又怎么样？还不是做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世界，当然希望中国永远这么糊里糊涂地走下去，不要觉醒才好。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西方人知道我们有一种多年受压迫形成的“屈辱感”，最不愿意听他们的指挥和“教唆”，所以他们就高调逼迫我们“升值”。其真正目的，就是要我们上当，永远不升值！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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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李光耀说：一些中国年轻人错估国力，民族主义高涨令人不安。李光耀说得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根本比不了日本和韩国。用不着高深的论证和计算，事实明摆着：二战后，日本、韩国，还可以算上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小龙”，都是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从欠发达到发达社会的转变，中国却没有做到，并且至今相差遥远。
喜欢数字的朋友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得到证实：
日本1955年人均GDP才258美元，1966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1980年就跃升到10133美元。25年人均收入飙升38.3倍。
韩国1962年人均GDP只有区区83美元（不及当时的中国），1978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995年达到11468美元。33年增加137.2倍。
我国呢？1978年人均是224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2005年为1703美元。27年中只不过提高了6.6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日本和韩国分别为7.8%和8.4%。事实殊为离奇。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中国为什么还不发达？
原因很多。个人的分析，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制问题，二是政策问题。
近30年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相对滞后，有目共睹。我国的管理体制庞大而低效，官民比高达1：18（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语），不仅举世无匹，也创历史新高。财政收入1/5用于行政费用，比日本、欧洲发达国家高近10倍。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结构普遍为三级，即中央（联邦）、地方（州，都道府县等）和基本自治单位（市、镇、村等），我国却有五层甚至更多。日本中央政府设有12个省（部）、美国是14个、英国16个、德国17个，我国至今尚置有正部级单位60余个（80年代超过100个）。每个省有一百几十个厅，每个地（级市）有一百几十个局（处级），每个县（级市）也有一百几十个局（科级）。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环环相套，既有条条，又有块块，繁复得无以复加。这是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湖北省襄樊市有个襄阳区，韩国有个襄阳郡，两者前些年结成了友好区郡。据派到韩国襄阳考察的人叙述，该郡所有公务人员合计不足300人，而我们的襄阳区呢？2万多人！机构庞杂的另一个后果是效率低，职责不清，推诿扯皮，有利益的事争着管，没利益的事谁也不管。第三个后果是监管不到位，腐败横行，地球人都知道。官方的数据：每年公款吃喝4000多亿、公费旅游3000多亿、公车消费4000多亿、转移出境的赃款数千亿、出国赌博上千亿，贪官污吏们收受贿赂、灰色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等等，还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这么多国民的血汗都被挥霍掉了，未能投入社会再生产。长此以往，即使经济增长率再高，大多数百姓又怎么能富裕？中国又怎么可能尽快发达？
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改革之初，无师可法，恰好东亚有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于是把“出口导向”战略奉为圭臬。在没有满足内需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出口，以至于：第一，消耗巨量资源和人力生产的产品廉价输出国外，致使国民经济高度畸形，对外贸依赖过高，甚至超过了日、韩这样的岛国。第二，消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仅至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别国纷纷实行高收入、高消费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实行超级低收入政策，全民工资总额仅占国民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国民无力消费，更无法应对节节攀升的生存成本。第三，为了扩展出口，非理性地压低人民币汇率，用“廉价”而不是“质量”占领市场。结果我国成为欧美的“血汗工厂”，中国人成为全世界的“民工”。其实，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衡量，人民币汇率都绝不应该如此之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韩等国刚刚起步的时候，其产品质量也很差，技术含量更谈不上，那时候的“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像这些年来的“中国制造”一样，都是“低档货”“仿冒品”的同义语。但人家并不刻意在压低价格上作文章，而是通过保持货币币值并适时升值来迫使企业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以质取胜。最终成功地从全球生产链条的低端攀升到高端。汽车业是最好的例证。50年代日本和70年代韩国的汽车根本不入流，可20年后就能与美、英争胜了。我们呢？真正的国产车在哪里？这就是片面压低汇率，走“低价策略”的下场！
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若不改弦更张，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又怎么样？还不是做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世界，当然希望中国永远这么糊里糊涂地走下去，不要觉醒才好。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西方人知道我们有一种多年受压迫形成的“屈辱感”，最不愿意听他们的指挥和“教唆”，所以他们就高调逼迫我们“升值”。其真正目的，就是要我们上当，永远不升值！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美国人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