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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推行医疗改革，除了药品直供的措施外，政府拿出600万元作为医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一时，武汉用高薪养“廉医”的举动，引起了各方关注。
“政府拿出600万元，老百姓少掏6466万元买药钱，这笔钱花得值。”2008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顺妮在参加“两会”湖北代表团讨论时，此语一出，震惊四座，同时，也把千里之外的武汉普爱医院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武汉市医改的唯一试点，普爱医院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直供，当时，武汉市政府拿出600万元作为该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
刘顺妮在“两会”期间透露了武汉市的做法后，一时引来外界一片质疑声。医生抵制回扣为何不能靠医德，而必须让政府出台“高薪养廉医”之策，以金钱设防堵住医德问题的发生？
一个忠实的医院“粉丝”
2008年2月29日上午8时许，家住汉口的王正(化名)早早地起床，洗漱一番后，准备步行前往医院买药。多年前，患上高血压的王正，不得不到武汉各大医院看病买药。自从工厂退休后，他每个月的1000余元工资，除了应付一家三口的吃喝外，繁重的医药费压得这个七尺汉子喘不过气。因此，只要一听说哪家医院药品减价，王就会前去一探究竟，可自从前年起，他却成了普爱医院的忠实“粉丝”。
事情还得从2006年8月10日那一天说起。当天，武汉市大型三甲医院——普爱医院，首次试行药品直供。 “独家药品直供,以全国三甲医院最低药价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让利于民,政府确定的独家药品医院,常用药平均降价40%”，两条大大的横幅悬挂于武汉普爱医院的大楼顶端。
当天，王正从该医院药房买到了治疗高血压的药品依拉普利，只花了9.7元，而之前这种药的价格是20.7元。“省掉了一半的价钱，真希望天天能买到。”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先前每个月花500多元才能买到的药，如今只要花一半的钱，一年就能省下三四千元。
此后，他每个月一到发工资那天，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医院，将一半工资购药。时间一长，王发现医院的药价一直未上调，这才慢慢消除了当初的购买恐慌心理。
这一项由武汉市政府推动的降低药价的尝试，正在普爱医院进行，王正是这项名为药品直供的改革尝试的受益者之一。药品直供以来，截至2008年2月29日，来该院就诊的患者减少药费支出7296万元。
50余公司医药代表下岗
为何选择普爱医院作为试点，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但外界却一致认为这与“铁娘子”刘顺妮有莫大的关系。
自从刘顺妮担任分管医疗卫生的武汉市副市长后，行事干练、作风硬朗的她，一直非常关注老百姓看病难问题，曾经就此对医院回扣利益链进行过暗访，发现少部分医生确实存在开药拿回扣的行为。
“目前，我国共有药品生产企业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16000多家。市场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大量所谓的‘新药’，从而抬高了药品的出厂报价。” 在今年“两会”上，刘顺妮的开场白立即引起了与会人大代表的注意。
“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在销售、使用环节上出现大量的医药销售代表围着医生笔头转的奇怪现象，从而产生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问题。”刘顺妮称，一种药品经常出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品名，例如，“罗红霉素”品种多达40多个，连钟南山院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
在这位铁腕副市长的眼中，医药分家才能彻底改变药价虚高，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因而成了医疗改革的关键所在。于是一项让全国为之注目的药品直供改革酝酿产生，在湖北省高层的推动下，这项改革很快变为现实，而普爱医院被当作此次改革的“排头兵”。
据武汉普爱医院的一名中层干部回忆说，2006年的武汉市普爱医院药品直供方案是由武汉市卫生、监察、物价、药监等部门联合制定，通过公开邀标，在五家大型药品批发商中，最后选定由湖北省最大的药品配送企业湖北九州通集团作为独家供应商，与医院进行“面对面”合作。
“这一下就让我们50多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下岗了！”曾经向“普爱”供药的一名医药代表向记者介绍，以前他们向医生送红包，就能保证每个月数万元的销售任务，但自从药品直供后，就算给医生塞红包都销售不出自己的药品了。
行业内的另类
“药品直供很有成效，截至2008年2月29日，来我们院就诊的患者减少药费支出7296万元。”普爱医院宣传科的祁主任告诉记者，为此，医院的纯利润减少了1000余万元。
但问题是，在此次改革中，“普爱”和“九州通”虽然赢得了百姓们的口碑，却损害了各方面利益，成了行业内的另类。
由于药品直供，曾经与“普爱”交往的50多家医药公司，与医院成了“仇人”，而在同行眼中，普爱医院成了争夺医疗市场、挖墙角的“小人”。
倍感压力的除了医院和供药公司外，在一线工作的医生们是感受改革冲击最大的群体。
“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普爱医院急诊科的医生黄亮(化名)一脸疲惫地说，药品价格得到了有效控制，许多患病的市民慕名而来，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医护人员更累了。虽然阳光收入增加了，但红包却少了。在药品直供以前，许多不同厂家的医药代表经常找上门塞红包，要求帮忙推销其药品。
当时，他们给病人治病就必须开药，而医院内的药品已经指定了厂家，不论开哪一厂家的药，都会有人送回扣。
“医生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黄亮无奈地说，不接红包就会被同事视为异类，而收回扣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直到药品直供出现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改革以后，以前将他们当财神爷的医药代表，如今一见面便甩头就走。而与其他医院的同行开研讨会时，总被对方讥笑。“他们说我们是挖自己的墙脚，也是挖他们的墙脚。”黄亮说。
“普爱”模式能走多远
此后，武汉市政府为推行药品直供，拿出600万元作为普爱医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
“我们不能光靠医生的道德约束，不能让在改革中承担试验的医生吃亏。” 普爱医院院长胡绍介绍，除了政府拿出的这100万元，医院每月还拿出40余万元，按技术等级，给全院350余名医生发放“风险津贴”。胡绍称，药品直供以来，该院尚未发现一起医生收受药品回扣事件，原在医院内乱窜的医药代表也近乎绝迹。
“政府怎么能帮医院承担起这笔费用？医生拿不拿药品回扣，应该用医德来约束，而不是用金钱来堵住。”一些人对此表示异议。
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周继平律师认为，武汉实行“高薪养廉医”政策是一种方法，但如果普遍推广，也只能说是开对方，抓错药。解决医患矛盾，我们首先想到的应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医生的难处。武汉实行这一政策，在缓解目前医患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重新建立医患利益新的动态平衡。但从中获益的只是医生，将医生由非法获得“高薪”转化为合法的“高薪养医”，这显然与医改的方向背道而驰。
“作为一名普通人，很难抵住药品回扣的诱惑。”面对外界的质疑，苗圩解释称，给予100万元补贴医生收入，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中坚力量特别是科主任的流失。 “普爱医院药品直供改革只是孤军深入，还能坚持多久？该院医生的医德，今后能否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不变质？目前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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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推行医疗改革，除了药品直供的措施外，政府拿出600万元作为医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一时，武汉用高薪养“廉医”的举动，引起了各方关注。
“政府拿出600万元，老百姓少掏6466万元买药钱，这笔钱花得值。”2008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顺妮在参加“两会”湖北代表团讨论时，此语一出，震惊四座，同时，也把千里之外的武汉普爱医院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武汉市医改的唯一试点，普爱医院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直供，当时，武汉市政府拿出600万元作为该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
刘顺妮在“两会”期间透露了武汉市的做法后，一时引来外界一片质疑声。医生抵制回扣为何不能靠医德，而必须让政府出台“高薪养廉医”之策，以金钱设防堵住医德问题的发生？
一个忠实的医院“粉丝”
2008年2月29日上午8时许，家住汉口的王正(化名)早早地起床，洗漱一番后，准备步行前往医院买药。多年前，患上高血压的王正，不得不到武汉各大医院看病买药。自从工厂退休后，他每个月的1000余元工资，除了应付一家三口的吃喝外，繁重的医药费压得这个七尺汉子喘不过气。因此，只要一听说哪家医院药品减价，王就会前去一探究竟，可自从前年起，他却成了普爱医院的忠实“粉丝”。
事情还得从2006年8月10日那一天说起。当天，武汉市大型三甲医院——普爱医院，首次试行药品直供。 “独家药品直供,以全国三甲医院最低药价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让利于民,政府确定的独家药品医院,常用药平均降价40%”，两条大大的横幅悬挂于武汉普爱医院的大楼顶端。
当天，王正从该医院药房买到了治疗高血压的药品依拉普利，只花了9.7元，而之前这种药的价格是20.7元。“省掉了一半的价钱，真希望天天能买到。”王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先前每个月花500多元才能买到的药，如今只要花一半的钱，一年就能省下三四千元。
此后，他每个月一到发工资那天，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医院，将一半工资购药。时间一长，王发现医院的药价一直未上调，这才慢慢消除了当初的购买恐慌心理。
这一项由武汉市政府推动的降低药价的尝试，正在普爱医院进行，王正是这项名为药品直供的改革尝试的受益者之一。药品直供以来，截至2008年2月29日，来该院就诊的患者减少药费支出7296万元。
50余公司医药代表下岗
为何选择普爱医院作为试点，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但外界却一致认为这与“铁娘子”刘顺妮有莫大的关系。
自从刘顺妮担任分管医疗卫生的武汉市副市长后，行事干练、作风硬朗的她，一直非常关注老百姓看病难问题，曾经就此对医院回扣利益链进行过暗访，发现少部分医生确实存在开药拿回扣的行为。
“目前，我国共有药品生产企业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16000多家。市场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大量所谓的‘新药’，从而抬高了药品的出厂报价。” 在今年“两会”上，刘顺妮的开场白立即引起了与会人大代表的注意。
“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在销售、使用环节上出现大量的医药销售代表围着医生笔头转的奇怪现象，从而产生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问题。”刘顺妮称，一种药品经常出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品名，例如，“罗红霉素”品种多达40多个，连钟南山院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
在这位铁腕副市长的眼中，医药分家才能彻底改变药价虚高，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因而成了医疗改革的关键所在。于是一项让全国为之注目的药品直供改革酝酿产生，在湖北省高层的推动下，这项改革很快变为现实，而普爱医院被当作此次改革的“排头兵”。
据武汉普爱医院的一名中层干部回忆说，2006年的武汉市普爱医院药品直供方案是由武汉市卫生、监察、物价、药监等部门联合制定，通过公开邀标，在五家大型药品批发商中，最后选定由湖北省最大的药品配送企业湖北九州通集团作为独家供应商，与医院进行“面对面”合作。
“这一下就让我们50多家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下岗了！”曾经向“普爱”供药的一名医药代表向记者介绍，以前他们向医生送红包，就能保证每个月数万元的销售任务，但自从药品直供后，就算给医生塞红包都销售不出自己的药品了。
行业内的另类
“药品直供很有成效，截至2008年2月29日，来我们院就诊的患者减少药费支出7296万元。”普爱医院宣传科的祁主任告诉记者，为此，医院的纯利润减少了1000余万元。
但问题是，在此次改革中，“普爱”和“九州通”虽然赢得了百姓们的口碑，却损害了各方面利益，成了行业内的另类。
由于药品直供，曾经与“普爱”交往的50多家医药公司，与医院成了“仇人”，而在同行眼中，普爱医院成了争夺医疗市场、挖墙角的“小人”。
倍感压力的除了医院和供药公司外，在一线工作的医生们是感受改革冲击最大的群体。
“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普爱医院急诊科的医生黄亮(化名)一脸疲惫地说，药品价格得到了有效控制，许多患病的市民慕名而来，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医护人员更累了。虽然阳光收入增加了，但红包却少了。在药品直供以前，许多不同厂家的医药代表经常找上门塞红包，要求帮忙推销其药品。
当时，他们给病人治病就必须开药，而医院内的药品已经指定了厂家，不论开哪一厂家的药，都会有人送回扣。
“医生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黄亮无奈地说，不接红包就会被同事视为异类，而收回扣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直到药品直供出现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改革以后，以前将他们当财神爷的医药代表，如今一见面便甩头就走。而与其他医院的同行开研讨会时，总被对方讥笑。“他们说我们是挖自己的墙脚，也是挖他们的墙脚。”黄亮说。
“普爱”模式能走多远
此后，武汉市政府为推行药品直供，拿出600万元作为普爱医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
“我们不能光靠医生的道德约束，不能让在改革中承担试验的医生吃亏。” 普爱医院院长胡绍介绍，除了政府拿出的这100万元，医院每月还拿出40余万元，按技术等级，给全院350余名医生发放“风险津贴”。胡绍称，药品直供以来，该院尚未发现一起医生收受药品回扣事件，原在医院内乱窜的医药代表也近乎绝迹。
“政府怎么能帮医院承担起这笔费用？医生拿不拿药品回扣，应该用医德来约束，而不是用金钱来堵住。”一些人对此表示异议。
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周继平律师认为，武汉实行“高薪养廉医”政策是一种方法，但如果普遍推广，也只能说是开对方，抓错药。解决医患矛盾，我们首先想到的应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医生的难处。武汉实行这一政策，在缓解目前医患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重新建立医患利益新的动态平衡。但从中获益的只是医生，将医生由非法获得“高薪”转化为合法的“高薪养医”，这显然与医改的方向背道而驰。
“作为一名普通人，很难抵住药品回扣的诱惑。”面对外界的质疑，苗圩解释称，给予100万元补贴医生收入，是为了防止这些技术中坚力量特别是科主任的流失。 “普爱医院药品直供改革只是孤军深入，还能坚持多久？该院医生的医德，今后能否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不变质？目前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