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哪是手机哦？分明是个手雷！”几年前贺岁电影《手机》中的经典台词，如今已一语成谶：从“中奖短信”“消费提示”到“响一声电话”，针对手机的种种骗局如今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贴身的手机真如同手雷一般，随时随地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虽然今年6月11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垃圾短信息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宣布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垃圾短信息整治专项行动。但迄今为止，编辑以及周围很多朋友依然没有感受到什么改观。
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能否有办法通过某些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接下来的一组报道，恐怕可以告诉我们：维权的过程，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惊诧：投诉欺诈短信骚扰，反获敲诈勒索罪
综合《暸望东方周刊》及《中国青年报》报道：“收到李妹妹的视频，点击播放。”6月15日，陈曙光的手机再次收到一条诱惑性短信，这让刚脱离牢狱之灾不久的他倍感尴尬。“如果这场官司我赢了，对于全国几亿的手机用户来说，也许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在他和辩护律师看来，他的被判有罪，应当被记录在中国消费者维权史中。
挑战SP商
今年24岁的陈曙光是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南江村人，曾在广东东莞做过保安。2006年9月，陈曙光夫妇回到永州老家，却无意间揭开了一段波澜起伏的“斗争史”。
永州当地一家通信运营商指控，陈曙光早在东莞期间就开始恶意投诉手机短信SP商，但这没有得到当地司法机关的认同。在各类司法文书的叙述中，陈回乡后开始了由“被害人”变成“欺诈者”。
陈回乡后，父亲向他倒苦水：手机中连续收到100多条诈骗短信，为此他多掏了不少冤枉钱。而且，这类短信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最多一天甚至收到30多条。
陈父并非村里唯一的受害者。有村民反映，一些短信甚至无需用户点击就强行绑定，接下来就是无数的话费被掏走了。
当地也偶有抗争者。然而，两倍的赔偿或送上的话费，抵不上往返的辛劳、车费和吵架后的口干舌燥。更让人心烦的是，回家后类似的短信仍然持续不断，一拨儿一拨儿地赶来。
SP商即短信息服务经营者。SP商向用户群发诱惑性内容的短信，诱骗用户回复，如乔装成朋友发出问候，提出交友或发布中奖信息等。一旦回复即给用户定制了某项包月服务，不少内容是黄色图片。这类情况在农村地区用户中非常普遍。
比起当地一般的维权者，在外地打过工的陈曙光无疑更有见识。通过经常查询有关法律法规信息和行业管理规定，他发现，这些都是原信息产业部明令禁止的。于是，他开始帮助村民们进行维权。最多时，他的手机中曾保留了130多条此类短信。
一些挑战者也陆续发现了SP商的“七寸”：通过向原信息产业部投诉，将压力传导到各个省市的通信运营商，依靠通信运营商的网络牟利的SP商可能会被端掉手中的金饭碗。
陈声名鹊起后，前来咨询和求助者不断登门。被莫名其妙的短信骗取了不少钱的民办教师叶香桃，也决定委托陈曙光代理维权。
根据已有的经验，陈曙光知道SP商往往会花钱消灾。但陈曙光建议叶起诉。“如果法院正式给了一个判决，这样就有了一个范例。以后大家可以通过这类的判决维权。”
诉讼请求并不高──要求书面赔礼道歉并返还此前被扣的15.4元，赔偿15.4元，同时赔偿误工费110元，差旅费10元。
钱虽不多，但却开始触及问题的关键：诉讼的请求已由原来的SP商，“升级”为针对当地那家通信运营商。
但是，陈曙光最终没有等到开庭的那一天。
牢狱之灾
陈曙光被抓进了看守所。永州市冷水滩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抓获经过》中称，2007年8月25日上午11时许，该大队大队长携两民警依法对涉嫌敲诈勒索的陈曙光进行传唤。
但陈曙光认为警方的文件造假──事实上他在8月24日凌晨就被抓了，保留了130多条欺诈短信的手机和其他一些证物也被搜走，手机至今下落不明。拘捕文书上的日期则明显有改动痕迹。
陈的律师罗秋林认为这十分关键。因为，2007年8月6日，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曾通知陈去参加叶香桃诉当地某通信运营商的庭审。到了法院，法官却说该通信运营商还在补充证据。18天后，陈就被抓。此后，叶香桃撤诉。
罗秋林回忆，开庭时，他盯住抓捕时间的疑点和警方非法搜查的关键不放，令控方证人十分不安，原本准备出庭作证的SP商旋即无影无踪。
2007年9月28日，陈曙光被批准逮捕。2008年2月25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曙光犯敲诈勒索罪，向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此案于2008年3月18日、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
起诉书称，从2006年10月份开始，陈曙光发现自己使用的手机经常收到一些带有诱惑性、不健康的短信，点击过后就产生不必要的话费，于是打电话投诉通信运营商。之后有关的电信增值业务商(简称SP商)会主动打电话过来协商解决投诉事宜，SP商愿意赔钱。
控方指出，陈经常上网查看一些相关规定，了解到SP商通过通信运营商发送一些诱惑及不健康的短信，从一些点击短信的手机用户中扣除话费的行为，是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及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消费者只要以收到这些SP商发的短信为由到原信息产业部投诉通信运营商，原信息产业部以此考核下面各个省市的通信运营商，导致通信运营商被扣奖金，最终使租用通信运营商平台的SP商被停止合作而造成损失。陈曙光以此为手段，自2006年10月至2007年8月期间，除了以自己的手机卡号投诉外，未经他人授权还擅自搜集他人的手机卡号进行投诉，先后向7家SP商敲诈勒索人民币9900元。
同一天被抓的，还有与陈曙光同村的叶剑。叶剑加入了投诉队伍后，一旦得知亲友邻居有被短信欺诈的经历，就主动要过卡来进行投诉。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叶剑共13次以自己或者朋友的卡进行投诉，得到SP商赔偿17088元。
与叶剑不同，陈曙光做事精细：他用自己的卡投诉，他人委托的，必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或干脆将卡买过来。但这仍未让他免受刑罚。
就在他代理叶香桃起诉当地那家通信运营商开庭改期后不久，该通信运营商8月21日向当地警方提交的一份报案材料称：叶剑、陈曙光是“一个有9名成员，而且队伍仍在不断扩大的团伙……严重影响了我市通信企业发展环境”。
8月24日，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治安大队在该运营商冷水滩营业部拘留了叶剑。叶剑说，当天他接到通信运营商通知，说希望签订一个协议，去后，对方主动给了他2000元，而他则承诺不再进行投诉。协议签完，警察即刻将他拘捕。
在叶剑和陈曙光看来，同一天抓他们两人的这次行动，似乎与移动公司有某种联系。“抓我的人坐的车就是移动公司的猎豹车，那司机我认识。”叶剑说。而陈曙光则说，当夜前往南江村抓他的两辆车中有一辆就是“湘A牌照的移动公司汽车”，里面有大批移动公司保安。
两人都说，他们被抓后，被分别关押在人达宾馆的两个房间里，而除了审讯的警察外，共有十余名移动公司的保安轮流看守他们，“我觉得是移动的人在审我，而不是公安。”
众多SP商的指控材料纷至沓来，共计30多家。书面文件详细叙述了被“敲诈”的经过和数额，对于欺诈短信的内容、数量则基本无人谈及。颇有意味的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SP商几乎是同一天在该通信运营商的省公司办公室接受警方调查。
被忽略的隐私权益
对有罪判决，陈曙光一直不服：使用自己的手机及别人授权的手机卡号投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投诉怎么会不合法？他否认选择升级手段要挟或威胁SP商，“我是采取投诉申诉和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一个公民的自主权。”
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遭受此类侵害时，得到的赔偿应该是被扣除短信费用的两倍。而这一系列案件中，SP商的赔偿远远超过这个数额。超出部分也自然被司法机关视为不当得利。而次数多了，司法机关就认为有敲诈的嫌疑。
但陈的辩护律师罗秋林指出，消费者从购买卡号之时起即成为通信运营商的用户，双方构成合同关系。通信运营商对消费者的个人资料负有保密义务，而其将用户号码泄露给SP商，导致SP商给用户发短信，本身就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补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途径解决。罗律师认为，陈曙光通过投诉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而且，陈曙光的罪名与敲诈勒索罪规定的采取威胁非法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勒索公私财务的构成要件不符。
2008年4月3日，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曙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经营商和SP商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反复以自己或他人的手机卡恶意投诉，胁迫网络经营商和SP商给予高额赔偿。数额较大，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令人惊讶的是，此前，陈曙光代理欧首连的投诉并转交给欧的1500元赔偿款和叶香桃起诉当地某通信运营商一案撤诉后所获1100元SP商赔偿费用，竟然也被认定为陈曙光的敲诈所得。
对于一审判决，陈表示不服，上诉至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得到的结果仍是维持原判。
终审判决后，律师罗秋林曾决意向湖南省高院申诉。罗秋林称，法院的判决事实上是庇护一方的利益，从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空谈。“全国有5亿用户，每人搜刮2元，SP商的获利是10亿元，赔偿或补偿给用户2000元，是很小的责任承担。”他认为，陈曙光的做法被认定为有罪，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如果追究陈曙光等人的责任，也应追究SP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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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从投诉难看骗局如何在移动平台生长
“以前只是做稿子的时候见过有关‘响一声电话’的报道，这回我可是自己亲身碰上了。”6月12日，当就职于北京某媒体的陈先生遭遇“响一声电话”时，他马上向中国移动的客服电话10086投诉，希望把事情查清楚。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陈先生却依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损失了多少话费，骗子是被处理还是依然在骗人。
疑点重重的“响一声电话”
“6月12日中午12点20分02秒！”陈先生拿着手机上的通话记录给记者看，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15820291602，“我没见过这个电话，就拿桌子上的固定电话拨了一下，但拨不通。我只好拿手机回拨。结果接通后，我听到那边的语音提示是‘这是一个情感服务热线’……我赶紧挂断电话，知道这次自己也‘中招’了。”
放下手机，细细一琢磨，陈先生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疑点：“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号码，为什么能作为声讯热线出现？为什么这个号码只能在移动的平台上拨打，网通平台上的固话为什么打不通？”
随即，在15时左右，陈先生拨通了中国移动10086的客服热线，把自己的疑问告诉给了北京移动的客服人员，同时他还表示：由于自己是后付费用户，不能马上查明自己因为这次电话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他希望中国移动能提供相关信息。
“移动的话务员态度还真是好！但就是说的都是‘外交辞令’，比不说还气人。”对于陈先生前面几个问题，话务员都非常客气地说着一些如“会反映有关情况”等模棱两可的话，而至于陈先生的话费情况，对方则表示“为了保护您的隐私，我们不能提供相关信息”，并建议陈先生在24小时之后登录北京移动的网站自行查询。
而在陈先生一再追问损失到底可能是多少之时，话务员才含糊地表示“应该只收取了市话和长话费用”。
艰难承认“是一个声讯电话”
当晚19时许，陈先生等到了移动客服电话的反馈。“都4个多小时了。”面对陈先生的抱怨，移动客服称“在48小时内首次响应，便符合他们的有关规定。”
“48小时内响应，还仅仅是响应，不是解决。这48小时，又够这些骗子骗多少人的了？”事后，对于中国移动这样的规定，陈先生依然表示不理解。
而在电话中，移动方面主要是感谢陈先生“对发送不良信息手机号码的举报”，但对于陈先生在下午提出的一系列疑问，依然是十分客气地没有做出任何解答。陈先生见状，便要求让能处理此事的相关领导接电话，对方则转接了一名负责10086后台的当班负责人来接听。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你们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我举报的这个手机号码不是发送不良信息，而是侵害了我的利益！这是一种侵财行为，是涉嫌犯罪的。”此外，陈先生还一再追问这个手机号码到底是不是一个声讯电话？而对方依然不正面回答问题。
“你们就算拿自己的手机拨一下这个号码，都能知道是不是声讯台了。更何况你们作为移动平台，查这个号码应该更容易！但是4个小时过去了，你们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来？而在这4个小时内，还不知道多少用户和我一样暴露在这种危险中！”面对这样的答复，陈先生愤怒了。
不知道是不是陈先生的愤怒起了作用，对方表示再去查查。不久，北京移动又打来电话，终于承认，那个号码“是一个声讯电话”。
“骗子行骗，移动显然也是受益者”
然而，对于陈先生质疑“为什么这个声讯电话只有移动的平台在支持，网通就不支持呢？”对此，北京移动的回答是已经将此事交给有关方面处理了。至于处理进度如何，陈先生依然未得到正面回答。
“骗子行骗，移动显然也是受益者。”陈先生这样分析中国移动为何对于“响一声电话”投诉的响应是这种态度，“就算这个‘响一声电话’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吸走巨额话费，至少我手机里的市话费和长途费交给中国移动了。而这笔钱我本来可以不用出的！”
中国移动管理的“地方割据”
期间，陈先生又得到了北京移动客服的回复，称这个号码的注册地址是广东，北京移动已经通过内部信息传递通告广东方面了。至于广东方面是否处理了这个声讯电话，北京移动依然没有正面回答，甚至没有建议陈先生去向广东移动的有关方面询问此事。
“北京移动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告诉我：错误不在北京移动，北京移动没有任何责任！”陈先生认为，这种各地移动之间互相的推托，是“响一声电话”能猖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广东骗钱，就可以逍遥法外？很显然，中国移动内部管理存在的‘地方割据’现象，也是‘响一声电话’无法根治的原因之一。”
“如果北京移动说自己‘没错’，那我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移动的错。北京和广东不都是他们的子公司吗？而这些子公司的说法，都是在推卸责任，没人来负起这个责任。”
10086堪称“防火墙”，但“根本上保护的是那些骗子”
陈先生意识到，在10086工作人员如此专业的应对面前，他已经得不到更多的信息了。于是，陈先生要求转接北京移动的有关领导而不仅仅是10086平台的负责人，但依然被礼貌地拒绝。
陈先生认为，10086的整套系统，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客户向更上一层的移动有关部门投诉反映问题的可能：“说话滴水不漏，又能完全不直接答复我们，更不向上级领导转接。10086简直是一堵‘防火墙’。但这堵‘防火墙’保护了谁？首先是保护了他们的上层领导免受用户打扰，但根本上保护的是那些骗子！唯独我们用户的利益没有保护。”
而24小时后，陈先生登录北京移动的网站想查询自己的话费时，却在网站上看到“系统正在紧张升级中”的提示。令陈先生感到诧异的是，负责和他联系的北京移动的客服人员都不知道他们的网站在升级。客服人员建议陈先生“过一段时间再试试”，而陈先生接下来连试了好几次，看到的依然是“系统正在紧张升级中”。
“我最后都已经放弃了，绝望了。”陈先生无奈地摇摇头。
不过，对于自己遭遇的“响一声电话”的种种疑问，陈先生表示不会放弃，要继续追问下去，但找谁去问？怎么问？他自己也不知道。
(本报记者王学良)
新骗术
骗子竟将手机呼转至银行客服电话
近日，北京警方再次发布警情提示，信用卡诈骗作案手段又新增了将移动电话呼叫转移至银行客服电话骗取信用卡持卡人个人资料、冒用他人身份挂失信用卡进行冒领、冒充信用卡中心等银行部门寄发《催缴通知函》等进行诈骗等新的手段，信用卡使用者需提高警惕。
部分不法分子为了骗取持卡人信任，将个人手机号码呼叫转移至银行客户服务专线，待持卡人放松警惕后则回拨持卡人电话套取事主信用卡的个人信息。在进行此类诈骗行为时，嫌疑人普遍使用两种方法诱使持卡人拨打其已经进行过呼叫转移的电话号码，一是将该号码伪装成“求助电话”张贴于银行的自助服务区，并人为地制造ATM机故障；另一种则干脆向信用卡用户发送诈骗短信误导持卡人回拨。
警方提示，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在办理电话银行相关业务和进行业务咨询时，也要牢记银行对外发布的专门客服电话号码，见陌生电话切不可轻易回复。
来电显示也有假用户当心上了“熟人”当
听到手机响，看到熟悉的来电号码，但电话那头说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格外小心了：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子专门设好了陷阱，就等着“冤大头”往里钻。
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虚假主叫号码”骗局，不法分子利用可任意更改来电显示号码的软件，冒充手机用户的同事或亲朋好友实施诈骗，只要手机用户一疏忽，骗子就能得手。
比起以往不法分子布下的“陷阱”，更改来电号码的新诈骗方式抓住了人们对熟人“不设防”的心理，于是骗子总能“一抓一个准”。
骗局的多发性，与如今网上到处都是叫卖“更改手机来电显示软件”现象紧密相关。据中国联通一工作人员分析，这种更改来电显示号码软件的工作原理应该是“外部侵入式”，即造假者自己制作了一个非法网关，通过网络侵入运营商的网关系统，并通过空中拦截的方式，用自己的网关随意修改主叫号码，再把修改结果送入通信公司的网关系统中，从而达到随意修改原始号码的目的。
专家指出，手机来电号码任意修改的行为破坏了原本诚信有序的通讯方式，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用户应当格外注意，当接到来自熟悉号码或家人号码的电话时，如果涉及到要钱、汇款等事，应该多留一个心眼，向朋友或家人再次求证、核实，或者可以挂断电话再次回拨过去，对方如果确实是更改手机号的骗子，回拨时对方是无法接听的。
均据《法制日报》
媒体声音
投诉电信行业难症结在于行业垄断
有专家认为，消费者投诉电信行业困难重重，问题的症结在于行业的垄断。以陈曙光案为例：由于法律保护电信行业的垄断，才使得电信运营商与SP商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电信运营商缺少竞争的压力，于是可以不顾消费者利益而与各种SP商签订合同。而正是因为这些由合同关系形成的利益纽带，把电信运营商和SP商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可见，陈曙光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面对的不仅是提供垃圾短信息服务的SP商，还触犯了由SP商和电信运营商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更关键的在于，垄断行业往往与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曙光的败诉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铃声一响，黄金万两。借着垄断地位，运营商与SP商狼狈为奸，大发昧心财的行为，早已引起公众强烈不满。迫于舆论的压力，信息产业部一度下令，要求运营商对垃圾短信开展治理整顿，事实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垃圾短信、欺诈短信依旧顶风而上，势头不减。手机响一声不响了，打过去，却是某声讯台；收到一条短信，以为是朋友发过来的，回过去，才发现损失了大笔话费……几乎每个有手机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对于受到侵害的用户，却很难有能力去较真。如今陈曙光的遭遇，对于备受垃圾短信侵害之苦的手机用户无疑是当头一棒。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不仅是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法制体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像陈曙光这样因维权获罪，不仅是消费者之耻，更是社会之耻。
(据《鲁中晨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5版)